记者：你很早就提出了“中国模式”概念，当时是出于什么背景和考虑？

我也算是“中国模式”论的始作俑者之一。2004年，原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Ramo）发表了“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一文，我立刻对此做出了反应，并邀请雷默先生等一起召开了国内首个专门研讨“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专题文集。虽然雷默先生的“北京共识”可能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因为它与早已声名远扬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但我并不赞同这一提法，我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在此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不过，雷默先生关于“北京共识”的文章，引发了海外舆论界和学术界对“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的热烈讨论。国外的一些政治家在看到中国经济成功的同时，也在思考导致中国经济成功的制度因素。我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记者：您能不能详细阐述一下中国模式的要素和特征？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或概括“中国模式”。从基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方面来看，“中国模式”的要素是：

1）在所有制方面，中国既不推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也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公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土地和森林、矿山等资源也不实行私有化。同时，中国放弃了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而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共产党的一党领导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但又不是简单的一党政治，而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

3）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又允许其他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处于并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