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之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是经济增长动力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一直低迷；二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始终非常严重，农业的劳动力就业数量庞大，沉淀了40%—50%的劳动力数量，但创造的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而服务业创造了40%的产值，比发展中国家50%的平均值还要低；三是产业结构不均衡，制造业发展比重过大。

这三个问题都是结构性上的非均衡，只有调结构，中国经济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经济增长效率才会更高，经济才会又快又好地高速发展。

当下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体制改革的深化，包括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金融业要彻底深化改革，为中小企业和高科技项目的融资提供便利性。还要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便利性，解决农村土地大规模经营产生的农村土地产权界定和股份合作制等制度性问题。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尽管也提出“调结构”，但由于金融危机影响，经济总需求大幅度下降，保增长成为了第一需求。在4万亿投资计划、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300多个基础设施项目开始上马，大量铁路、高速公路铁路网的建设和民生工程的启动，加上各地配合的地方政府投资和银行金融系统的贷款支持，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带来“国进民退”问题，国有部门承担大部分投入，民间投资不太旺。今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转变发展方式，要调结构，重民生、重内需、重消费，是从民生消费角度提升结构。也只有调结构，才能保持稳定增长。

目前的“大干快上”基础设施投入建设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首先中国的人口优势还存在，年轻劳动力数量比较充裕，大量农民工在等待转移。发达国家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劳动力缺乏，启动基础设施比较困难，所以我们要吸取经验教训，把基础设施先做起来。金融危机之后，大宗商品和石油价格开始回落，价格相对平稳，这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来说更是难得的机遇。

目前的建设主要是国有部门启动，但这么多基础设施项目最后肯定会通过一个“乘数效应”溢出到民营部门和消费领域。中央提出调结构也符合市场运作规律，事实上市场自身也会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