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地说，宏观调控在陷入困局，在下次危机中，中国经济将难以像这次这样迅速反弹，甚至可能长期走不出来。

宏观调控中的矛盾也使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在目前陷入了混乱。在经济下滑期，为了应对萎缩，政府被迫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平台向国有企业投资，形成了危机期间在产权增量方面的“国进”，而在危机过后为了解决生产过剩要压缩产能，又以要“消灭落后产能”为理由，鼓励产业重组与兼并，由于中小企业以民营为主体，必然会形成国有兼并民营的格局，由此又会导致产权存量方面的“民退”。

城乡差距导致分配矛盾

新中国60年中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工业化速度大大快于城市化速度，由此导致当中国的生产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GDP消费水平的时候，中国的主体居民——9亿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不到700美元。有关研究说明，在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占到60％左右，是导致分配矛盾的大头儿。

既然城市化已经滞后了60年，那么为什么到今天才构成生产过剩的原因？这是因为，新中国60年的不同阶段，都有消化生产过剩的不同机制。改革前30年在传统体制下，中国用城市化的高墙把8亿农民挡在城市化大门之外，是把城市化滞后作为积累机制来使用，由于计划体制下不会存在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所以也不会因为城市化滞后产生过剩。改革以来30年中的大多数时间，中国经济体制处于转轨过程中，公有经济内部的收入分配倾向于个人的分配机制，继续推动着消费需求膨胀，所以虽然“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政策继续导致了城市化滞后，但由此产生的过剩仍然被体制转轨过程中公有制经济的消费膨胀所掩盖，直到1990年代后期改革深入到产权层面，才开始逐步出现生产过剩倾向，表现为1997—2002年间朱镕基总理屡次启动经济而不成功，进入新世纪后，新全球化浪潮导致中国外需膨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因素，也再次掩盖了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直到这次次债危机使中国的外需大幅度萎缩，由城市化滞后所形成的生产过剩才“水落石出”，成为阻碍中国内部需求增长的主要矛盾。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就可以维持20年，年均社会消费额就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2008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万亿元，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是9万亿元，如果仅国内消费就可以增加10万亿元，则无论国际环境怎样恶劣，中国经济也可岿然不动，并且由此走向由内需所主导的长期高速增长新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