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礼

中国古代重整体的观念以及对人的社会性的深刻认识，势必引出重秩序的观念。这是因为，一定的秩序是群体赖以存在、稳定的前提和保证。在中国古代等级制社会，社会秩序就是等级秩序，而维护等级秩序的则是礼。因此，重礼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又一基本精神。

中国自古号称礼义之邦，礼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在尚仁的同时又重礼，认为仁应以礼为表现形式。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互为表里。孟子将仁义礼智并列，荀子则主张“隆礼”。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仁虽然始终居于首位，但儒家的仁爱是以“爱有差等”为原则的，而规定、反映这种差等的就是礼。儒家重礼，是为了维护、稳定等级秩序。这是因为，礼的根本精神和原则是“分”、“别”、“序”，礼的功能作用在于辨明等级区分、严格等级界限、规定等级权益与责任，使等级关系森然而有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礼笼罩一切、规定一切，可谓无所不在。用荀子的话说便是：“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它要求人们从饮食、衣服、居室、器用、车马直到待人接物、举手投足，均要符合礼的规定。于是，法度称为“礼法”，治理称为“礼治”，教化称为“礼化”，习俗称为“礼俗”。由于“礼者，人之规范”，是社会秩序的总称，因而它又往往具有法的含义。在一些方面，违礼与违法是同义的。在中国古代，循礼与否不仅是判别文明与野蛮、文雅与粗俗、君子与小人、有德与无德的标准，而且是判别人是否安分守法的标准。

从上古起，中国文化就是一种礼乐文化。礼被看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是区分人禽的标准。经由长期的浸润熏陶，礼从外在强制逐渐成为人们普遍的内在自觉，被社会广泛认同。这种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的重礼传统，确实收到了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的效果。

贵和

中国古代的整体主义又极为重视整体内部的和谐，试图通过人际关系的和谐、个人与整体的协调来实现整体的和谐。古人深知，群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除了秩序，还有协调与和谐。对社会整体而言，秩序与和谐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建立秩序是为了保证协调和谐；另一方面，协调和谐的实现自然会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安宁。中国上古文化是礼乐文化，不仅重礼而且重乐。所谓“礼主分，乐主和”，就是要通过礼乐来追求国家与社会的和谐有序。先哲也一再申言，“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德莫大于和”。因此，贵和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又一重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