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烨摄

2009年，对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邓中翰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

今年，他从美国硅谷回国创业满10周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光中国芯”成功打入全球市场，成为图像输入芯片领域的“一哥”，“星光”系列多媒体芯片已植入了苹果、索尼、三星、戴尔等全球顶尖品牌计算机和手机中；

同样是在今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刷新了中国工程院最年轻院士的纪录。

“出去，就是为了回来！”10年的“奇迹”只是一个开始，在新的起跑线上，他又将创造出怎样的“奇迹”？12月16日，邓中翰走上人民日报总编室和人民网联合开办的“文化讲坛”，讲述他对“中国创新、中国创造”的体验与思考。

“我们完全可能创造出比西方更好的创新体系”

记者：钱学森曾多次发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杰出人才？您具有横跨中西的教育背景，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您认为中西方有哪些差异？

邓中翰：中西方在教育体系、教育制度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首先，西方高校十分重视让学生在不同学科之间“游走”。当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时，用一份奖学金拿到了理学院、工学院和经管学院三个不同的学位。跨领域的学习让我的思路得以拓展，为我回国创业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培养创新人才，不仅要交叉复合，还要敢于探索、敢于实践。国外特别注重社会实践，基本上每个假期老师都会逼着你去实习，我在IBM、伯克利国家核武器实验室都做过“暑期的学生实习”。这是一种实践辅助学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