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8月，他出任《无锡评论》编辑部主任。他在《论军事教育——军事教育非有不可，惟须有主义的训练》一文中指出：“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有了这种信仰为出发点，那么一切活动都为着主义而活动。他信仰的主义时时鞭策他，叫他前去！”那时父亲初步确立了自己的理想、信仰，要为自己选择的信仰去奋斗。那就是共产主义！

父亲担任《无锡评论》期刊主编一年多，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以犀利的文笔，口诛笔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强烈要求改造社会，解放民众。父亲协助编印的《血泪潮》成为无锡反帝斗争有力的号角。

临危受命 出任党中央领导人

1926年，父亲赴苏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4月任团中央书记。

1931年4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他们出卖党组织，出卖共产党人，并供出许多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党的组织被破坏。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两万，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一万大洋。周恩来、王明在上海已无法存身。9月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博古家，告诉博古：周要去中央苏区担任书记，王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博古当时很吃惊，提出，这样不符合组织手续，周、王回答，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父亲服从党的安排，把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不考虑个人安危，就是在这样危险情况下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时年24岁。

遵义会议后，父亲顾全大局，遵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服从党的决议，交出大权，此后一直拥护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并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斗争。当红军强渡大渡河取得胜利后，他在他主编的《前进》报上发表《前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去！》的文章，热情赞扬、高度评价这一胜利。文章说：“太平天国革命领袖之一——石达开曾率领一支部队，企图渡过金沙江与大渡河，在四川建立太平运动的根据地，但这个愿望终于没有实现，石达开及其率领的部队壮烈牺牲在大渡河边。”“而红军在数倍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下，我们飞越了石达开所不能渡过的大渡河。这是中国军事史上开创纪录的史迹。”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的气度和胸怀，他刚从最高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没有消沉，也没有对立情绪，而是以党的利益为重，站在党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