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除了参与重大事件的决策外，与当年的大跃进运动有关，邓小平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月北戴河会议后至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是第一阶段，主要是在全国各地调研工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作鼓动工作。郑州会议后至年底是第二阶段，主要是协助毛泽东开始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在第一阶段，邓小平从东北一直向南走，在黑龙江、辽宁、河北、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调研。他一路视察工厂、人民公社、学校，听取工作汇报，召开干部大会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明确指出我们出去主要是鼓动，并在各地调研时对生产、人民公社体制、群众路线等问题发表了意见。第二阶段主要是毛泽东开始对大跃进运动中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等过“左”的东西进行纠偏。邓小平积极学习和贯彻毛泽东随着实际情况变化而发展的思想。他于11月初直接从调研地重庆赴郑州参加第一次郑州会议，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主持起草《郑州会议纪要》。邓小平结合他在各地的调研成果，在会议上阐述了对人民公社一些带原则性和政策性质问题的观点。在随后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他作《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针对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两个突出倾向，着重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

总之，1958年大跃进发动之年，陈云和邓小平的工作境遇大不相同，他们发挥的作用和思想观点也不相同。陈云是受批评，作检讨，继而作一些力所能及的纠偏工作；邓小平是受器重，积极参与历史发展进程的决策，随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状态。

二、1959年、1960年——从大跃进运动向经济调整的过渡阶段：陈云从一件件具体事务做起，积极调研渡灾的应急措施；邓小平协助中央处理重大事件，精力集中在中苏两党论争的国际斗争

从1959年起，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尽管对它的严重性及深远影响的估计在领导人之间有一个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但是极其重视出现的问题、认真调研解决的办法则在领导人之间是一致的。由于所处的环境和发挥的作用不同，每个人在此间的作为都各有特色。就1959年来说，巧合的是，陈云和邓小平都因病没有出席七八月份的庐山会议。在此之前，陈云主要是调研落实当年的钢铁指标；邓小平则主要是协助毛泽东作压缩空气、降低指标的工作。

1958年北戴河会议建议1959年钢产量指标是3000万吨。11月武昌会议将指标降为1800万吨至2000万吨。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将好钢降为1650万吨。即使这样，毛泽东仍不放心，委托陈云对此进行研究。5月3日至9日，陈云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关于钢铁生产总的情况以及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问题的6次汇报。最后确定钢材的可靠指标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是1300万吨。实际执行结果，1959年钢完成1387万吨，生铁完成2192万吨，钢材完成897万吨。毛泽东对陈云的工作很满意，多次表扬和关心，并且进一步联系到陈云此前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甚至联系到对陈云个人命运有重大影响的反冒进运动。毛泽东在6月13日确定1959年钢铁指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指出：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1957年的降低指标，完全正确。此后他还说到：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不过，随后的庐山会议由纠“左”变成反右，毛泽东从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暂时中断，“反右倾”斗争在全党和全国各地普遍展开。陈云虽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但会议结果对陈云个人命运来说，仍有深远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