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新科院士”又发榜了。一位老朋友屡败屡战，再次名落孙山。

对于一位老师级的优秀学者，用“名落孙山”这种“范进中举”式的语气来形容他的努力和失败，未免有失厚道。但回想他这些年的际遇，的确令人心情复杂。

这位忘年之交，学术上的声望非比寻常，职位上的待遇也对得起奉献。用旁观者的话来说，“该有的都有了”，只缺一个院士的头衔。前些年，他也很想得开，觉得虚名无益，即使“明天就去天堂见导师，也无愧憾”，但眼看着一些人后来居上，利用这个不再“虚”的“名”为自己、为小团体谋取利益，他维持多年的心理平衡被打破了。

“我要是院士，一定比有些人做得公正！”在这个理由的推动下，他开始利用手中的资源广结善缘，学会与“有来头没操守”的竞争对手斗法，在参选“静默期”收起一向敢言的“炮筒”，甚至连学生的新成果发布也缺席以“避嫌”……

“我很痛苦，觉得自己‘异化’了。”私下里，他反省自己为了一个看似高尚的理由，经受着庸俗甚至低俗的煎熬。而这一切背后的推手，他将其归结为院士“虚名”之下日渐生长的特权。

翻开“两院”的院士章程，院士都只是一个荣誉称号。获得这个称号，除了获得院士会议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院士们没有任何异于普通人的特殊权利。

但作为1980年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标杆，作为1990年代克服“脑体倒挂”、实行“科教兴国”的旗帜，“院士”像一个巨大的“善款箱”，迅速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崇拜、爱戴、重视和“善待”填满。

很难具体描述院士们究竟得到了哪些“善待”，因为这些待遇因时、因地、因院士品格态度的不同，而有霄壤之别：有人固守人格和学术的操守，以陋室寂寞为荣；有人却平步青云，享尽一言九鼎的“权”与“威”。

当无形的荣誉“变现”为具体的利益，当水到渠成的尊重变成一些人科举式的争夺——如果只是科举式的取士倒也罢了，有人还将抄袭、作弊、裙带等恶习同时挟入——院士这个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学术精英群体，其公信力和道德影响力也就一点点被蚕食，学术界开始面临失去精神偶像的风险。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想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正派的院士候选人，对院士增选标准一天比一天严，心里都应该是喜多于忧，希望多于失落。从院士增选起步，学术界一步步弃绝“不端”、“暗箱”、“潜规则”，消解学术权力的异化；全社会逐渐淡化院士崇拜，清除“特权”滥用的土壤，科学在中国的道路会少很多曲折和障碍，中国的科学发展会有更多杰出的成就和更健康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