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鲁格（牛兰）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这里他没有交待鲁格的真实身份，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佐尔格小组”的信息。而是含糊其辞地将鲁格说成是共产国际驻在中国的代表团成员。他有意突出并放大了自己来到上海后，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之间的联系。

李德到上海完成任务后，并没有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直至1932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这个所谓“了解情况”的为时半年时间的“多次旅行”，正是他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之表现，都被虚晃而过了。移居上海后，他先下榻外白渡桥北端的礼查饭店(今黄浦路17号)，随后搬进一家美国人的公寓，获得一个正式的可以公开的社会背景。从此，正式开始了他扮演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的角色。

他与当时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一起，经常与中共中央领导层接触。“尤尔特和我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博古和洛甫所谈论的，都是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

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是博古。1931年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遇到极大困难。9月底，因王明将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将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遂由王明、周恩来决定，并报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由博古、洛甫等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博古为总书记。据博古回忆，他“与李德认识是经当时（1932年秋）远东局负责者艾佛尔托介绍，他（李德）进人中央苏区是远东局有电派来当军事顾问的”。

作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帮助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先有盖利斯，是一位胳膊有残疾的苏联红军军官。他在莫斯科时就曾帮助共产国际起草过关于中共军事斗争的指示文件。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对其依靠更多，几乎所有有关红军的训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其后，接替他的是德国人弗雷德·施特恩，1933年6月到上海，1935年夏回国。1933年9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成为中国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就是在弗雷德的领导下工作的。

因为博古没有任何军事斗争的经验和学识，所以就特别仰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与李德的交往中，他为对方曾经上过战场和军事学院专门学习的经历所倾倒，便以“军事专家”待之。李德后来说，“我虽知道从莫斯科派来的总顾问（弗雷德）正在途中，但是，事与愿违，他迟迟未到。因此，实际上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做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

1932年底，迫于国民党统治压力，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随博古、洛甫、陈云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博古、洛甫动身前，主动要求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李德本人也将计就计地同意了，他提出的条件是请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请示电报，1933年春天，得到肯定答复。据李德回忆，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共中央。”

1933年9月，李德获准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恰恰重蹈了以“个人代表负责制”和“明确领导责任”的覆辙，处处享受着“洋钦差”、“太上皇”的威严，每一句话都被当作圣旨。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摘自《档案春秋》 朱鸿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