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离不开学术宽容

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制度的实现离不开学术宽容。在西方一流大学，经常有学术立场不同、意见相左的学者就同一问题在相同的场合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帮助学生和社会了解问题的复杂性，同时培养学生与公众对反对者观点的尊重与理解，并在反对声中获得克服自身认识盲区的资源。然而，在我国的大学和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待与己不同或者是与传统观念相冲突的学术见解，往往缺乏宽容，相互间的交流、理解和学习非常困难，这不仅妨碍了学术的交流与发展，也影响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制度的建立。

虽然我国在20世纪上半叶建立起了现代大学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天重新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是回归历史。首先，20世纪上半叶内忧外困，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角力为我国大学提供了与中世纪大学产生时期一样的自治条件。其次，20世纪初，我国的大学仅有20年左右的历史，它们基本上还是一块“白板”。那时，社会对大学及其功能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从欧美留学归来的校长和学者移植现代西方大学制度，既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也不会遇到太大的外部阻力。因此，今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虽然可以以史为鉴，但是并不能简单地以历史作类比或照搬历史。

虽然我国高等学校普遍采用美式的校院系三级组织结构，而不是德式的讲座制，但是，我国高校并没有承袭美国大学的学术民主精神。美国抛弃德国大学的讲座制，建立学系制度既是给不同的学科创造平等的发展条件，同时也给同一学科内的教师，不管是资深的教师还是年轻的教师，以同等的权利和发展的机会。在我国高等学校内，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出于自身的利益，不仅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科学之间制造出了不平等，而且即使在同一个学院内，不同学科的学者也在以学科的成熟度为标准强化自己所在学科的重要性和优势地位，并以此来左右所在学院的学科发展与开拓规划。马寅初们和袁隆平们到底哪个更高？用一个学科的标准来框定所有的学科会形成什么样的学术生态环境？大学是教会人思考的地方，然而，对于这些不言自明的问题，在利益面前我国学者却集体患上了思考贫乏症。另外，我国虽然在学识上缺乏世界一流的学者，但是在大学里却不缺少世界一流的唯我独尊者。这些或显或潜的等级制度削弱了学者的独立性、创造性，瓦解了学者间的有效合作，并最终影响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制度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