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以后，党一直重视对于自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学习。到延安以后，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1941到1943年进行全党整风运动的同时，党中央政治局还在这个时间内，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随后又在1943到1944年这个时间内，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进行同样的讨论。正在此时，看到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毛泽东立即指示印发党内学习。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发表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毛泽东在讲演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为着获得和巩固胜利，就必须避免骄傲和努力学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事物的方法。他结合郭沫若的文章，专门总结了党的历史上由于骄傲而招致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历数了1927年上半年陈独秀路线的错误，1930年李立三路线的错误，1931至1934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1938年王明新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等，说：“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并特别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他进一步要求同志们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即解除精神上的负担，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他说：“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4月18、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党中央并指示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学习。《解放日报》编者按语中指出，发表这一文章的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整风。接着5月19至26日，《解放日报》又全文刊载苏联A？科尔内楚克的剧本《前线》。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指出《甲申三百年祭》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党的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前线》中的主人公——引者注）的覆辙。

8月下旬，周恩来托专人从延安给郭沫若带去了延安版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当天，郭沫若即给毛泽东、周恩来和在延安的许多朋友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11月21日，毛泽东专门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信中提出：“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信中指出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际条件是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接着，毛泽东谦虚地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他赞扬和鼓励郭沫若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