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党中央决定在新乡设立冀鲁豫军事情报站，直属中共北方局冀鲁豫分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领导。司令部位于河南濮阳清丰县单拐村，父亲的任务是收集敌方军事运输、军事调度情报，密报司令部。父亲任情报站负责人兼地下党书记，情报站就设在我家，地点就是解放后的新乡市新乐路51号。后来，经党组织批准，我母亲王建淑从天津来到河南新乡，与父亲组成革命家庭，协助并掩护父亲工作，站岗、放哨、掩护同志、传递军事情报。听父亲说，为了更好地掩护、保护情报站的安全，党组织要求妈妈尽快学会打麻将和抽烟，这对一个农村长大的女孩子真的太难了！此期间，父亲以他在铁路任职的特殊身份为掩护，不断地将敌占区的军需物资辗转运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和解放区，多次护送和掩护我党重要干部过境。1945年，蒋介石到了新乡，想去有名的“狗不理”包子铺吃饭。这里是我党地下情报站。当时有人提出，让一狙击手隐藏在房顶，趁其不备击毙蒋。我父亲反对这个意见，说我们共产党不搞暗杀。后来，父亲的意见得到中央首长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我们家这个党的地下军事情报站是总站，另外还有大陆照相馆、狗不理包子铺等几个交通分站，都由我父亲负责。白天，父亲和情报站的叔叔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情报，夜里在我家秘密开会，及时把情报送到清丰单拐的司令部和解放区。听妈说，每次开会她都要抱着几个月大睡熟的我在外间屋放哨，一直到深夜。解放区直接与交通情报站接头的是八路军负责人唐记(解放后任焦作市长)和刘得仓(新乡法院院长)。我叔叔祁士义(解放后任郑州铁路客运段长)二胡拉得很好，他和李慕紫叔叔经常以联谊名义约国民党特务一起搞乐器合奏，实际是探听军事情报，及时传送到解放区。有一次，情报站的交通员浚县的崔配喜伯伯，在去解放区送情报的路上被特务抓走，他受尽酷刑，宁死不屈。最后敌人照他后脖颈砍了几刀，把他扔到荒郊野外。后来崔伯伯竟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以惊人的毅力用一只手拖着头，一只胳膊艰难地爬到了解放区……还有一次，解放军就要攻打新乡市，国民党军队内部一片混乱，他们决定让家属先转移。正当我们暗暗额手称庆时，组织决定，为掩人耳目，保护这个地下情报站的安全，让我母亲带着只有五个月的我同国民党军官太太们一起去“逃难”。母亲抱着我坐在又黑又闷又热的闷罐子车里，一路受尽苦难，我年幼体弱生病拉肚子，险些丧了小命。这个军事情报站，由于我父亲母亲和叔叔们的掩护，直到解放也没有暴露。由于军事情报及时、准确，冀鲁豫社会部授予我父亲“二等人民功臣”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