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上谕提到的“提塘”，即提塘官，是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联络官。其职责是传递有关本省的文件，实际还兼有刺探朝廷动向的任务，是地方安插京城的坐探。他们地位不高，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就是“微末之人”，但他们神通广大，无孔不入。各省总督、巡抚视他们为亲信，常依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判断高层动态及政治风向。直隶、江南、浙江等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提塘，买通军机处的书手，将不发至省级的机密文件，抄寄这些省的总督、巡抚。乾隆帝对有关总督、巡抚从处理，免于查究。但对于泄密的书吏，自然要受到严肃处理。

以上军机处书吏为一己之私而泄密于地方官的一连串事件，在古代官场具有典型性。而为出卖情报而泄密的，又何止清代军机处的书吏！

小吏专权为何难以解决

古代胥吏专权是官场一大痼疾，许多有识之士都大声疾呼要坚决铲除这一祸害，但是，直到封建社会终结，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朱元璋在《御制大诰续编》第十三章中说：“天下诸司所用走卒不可无者，持簿书亦不可无者。然良家子弟一受是役，鲜有不为民害者。”他觉得奇怪，怎么好端端的良家子弟，一旦做了书吏或差役，就变坏了，而且很少有不害民的。进入吏的行列，为何好人会变坏？朱元璋没有悟出这是制度出了问题。

古代实行的是“一衙两制”，亦即官员属国家编制，由国家任免，由国家提供的俸禄供养；而吏不进入国家编制，不由国家聘用，不由国家薪金供养。正因为这样，朝廷无法考察、管理和考核这部分人。吏归衙门的主官任用，他们对使用他们的主官负责。一位官员到任，带来一批吏；一名官员卸任，带走一批吏。官员自己聘用吏，难免不沾亲带故，难免良莠不齐。一旦有害群之马的吏出现，因为是官员任用的私人，往往受到官员的庇佑。

因为国家不发薪金，薪金要由聘用他们的官员负担，吏人的收入往往很低。这逼得他们自己找食。古代有过“高俸养廉”，但没有“高薪养吏”。一些素质差、有贪欲的吏，便借机敲诈，中饱私囊。

古代各级衙门用的主官，多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他们熟悉《四书》、《五经》，有的诗文做得很好，但这些跟处理政务、公务毕竟相去甚远。那是另一门学问和技能，官员们没有在吏的岗位历练过，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经验。这样，就造成官员们“跛足”的现象：他们熟悉的知识不大用得上，用得上的学问他们又缺乏。正如梁启超所说：“官制不善”造成官员们“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只会签字画押的官员们，不得不“委权胥吏”。也就出现叶适所说的“大官拱手惟吏之从”的局面，胥吏弄权就是势所必然了。

胥吏这一行，因为是具体经办各类官府文书和各类公务，需要行政、人事、刑狱、钱谷等方面的经验，需要熟悉朝廷的法规及历来有关谕旨。做一名胥吏，是要经过多年专门学习和训练的，往往父传子，子传孙。因而在胥吏这一行，存在着家族世袭的现象。这也就是叶适说的：“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子，兄以是传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胥吏形成一股势力，“植根固本，不可动摇”。朝廷即使知道胥吏之害，也奈何不得。因为这是制度严重缺陷造成的，而修补制度不是轻而易举的。（作者为凤凰出版社编审）

“内行”与“外行”的较量（史海钩沉）

胥吏的地位虽然低，政治影响却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进士、翰林出身的“官”们，“学问”虽好，能力却很可疑。他们往往不屑于（其实也未必能）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吏”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胥吏没有别的出路，无法像官那样步步高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专门人才”，并在执法领域“大显身手”。结果，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官是外行，吏是内行。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辞和语焉不详的，具体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们既然不懂行，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便都由吏们说了算，或者被胥吏牵着鼻子走。所以，明末的顾炎武，便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焘，也说有清一代是“与胥吏共天下”。一个王朝的政治，如果居然实际上是由一大批永无出头之日的办事员（胥吏）来操纵的，那光景可想而知。（引自易中天《帝国的惆怅》）

《人民论坛》 (2009-11-21 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