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民众和党政军学穿衣问题，中共和边区政府发出了争取工业品自给的号召，一方面边区大力推广植棉，以增加生产布匹的原料，到1944年边区的棉花自给率已达到85%以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 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7页）。另一方面全面发动党政机关、学校、军队和民众开展纺织运动。由于边区政府的努力，抗战后期边区民众的穿衣得到了改善。如甘泉县农民刘海满一家原是全村“光景最差的”，全家“老少也都换上新夏衣了”（甘泉通讯：《三区雷家沟全村农家丰衣足食》，《解放日报》1943年7月25日）。李志成在“革命前双手空空”，抗战期间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1943年“夏衣用二十丈布，冬衣要三十丈布，现在已全部买回 ”（志丹通讯：《李志成生活富裕》，《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4日）。农民每年冬夏两季能有可换的衣服，在当时这种生活水准就算相当不错的了，但这也只反映了少数善于经营的新富农家庭的着衣情况。

抗战时期，边区乡村服装在式样上与传统服装没有多大差别。一位抗战时期到延安访问的作家描写了老百姓在冬天的穿着：男人头上包了一块毛巾（我们平常用的洗脸巾），在前面扎起两个结（同四川同胞用布扎头是不同的），不是我说笑话，真的像生了两只角。他们身上穿着一件翻转绵羊皮，也不用布缝就是干干脆脆的一只皮，下身穿着棉裤，裤角管用带束住，腰里面束了一根带子。包括到延安参加会议的边区乡村干部“有穿着短衣裤，农民的老百姓服装，戴着毡帽，神气十分质朴”。（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香港北极书店，1940年，第304、208页）。边区政府推广植棉和发展毛纺织运动，在产棉的地方民众服装以土布为主，而养羊多的地方民众服装以皮毛为主，当时边区农村的衣着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二）党政军学的穿衣

延安是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中心，八路军制服成为延安城里党政军学“统一”的服装。“除了老百姓而外，八路军与边区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穿青布军装。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215页）。中共领袖也不例外，毛泽东经常“穿着棉布上衣，棉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 ”（〔俄〕彼得·巴·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5~6页）。从海外来到延安的华侨也脱掉了洋装，换上了粗布衣服，“穿的是土布衣裳，冬天穿的毛衣、毛袜，是自己纺的或用手捻的毛线织成的”（郭戈奇：《在延安岁月》，《抗日华侨与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 页）。边区领导人和普通人员的衣着也有差别，主要表现在衣服质地和口袋数量的不同，“少数干部和教师也发延安产粗毛呢服，只是学员的上衣是三个口袋，干部教师的上衣是四个口袋”（常青山：《一九四五年的自然科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472 页）。在边区党政军机关和学校的妇女也身着军装，“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皮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样，穿蓝布军装，有的还打起绑腿”（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77页）。在延安城里，革命男女都身着八路军制服，于是斯诺说：“在共产党人之中，你很难区分谁男谁女，只是妇女的头发稍长一些 ”（〔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第302页）。在延安城内如果是外来的知识女性，穿着其他颜色、样式的服装几乎成了奇装异服，会引起人们异样的目光（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76页）。所以，星期天的“延安城内行人如云，鲁艺的，抗大的，陕公的，女大的，满街都是一色的灰军装”（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页）。尽管如此，参加了八路军的女青年的爱美之心依然有之，以穿鞋为例，延安的“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韦君宜：《延安的时装》，《我对年轻人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79页）。从着装上看，抗战时期延安革命青年的服装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