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美国古典进化论派人类学家摩尔根依据人类学调查资料，结合古希腊、罗马历史的文献记载，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提出“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的国家产生路径与模式。1881—1882年间，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作了详细摘要，撰写批语，补充材料，成为运用唯物史观系统分析摩尔根研究成果的第一人。1884年，恩格斯完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系统论述了原始社会的婚姻、家庭形态以及氏族、部落等社会组织的演变过程，以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为例，建构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其后，恩格斯的观点成为众多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指导。

恩格斯的著作出版40多年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形成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看法。

郭沫若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走向。”其所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从郭沫若开始，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中国学者围绕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一核心议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看法。这套看法，在世界学术的谱系上，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成就。

与此同时，众多考古学者也积极开展了包括殷墟、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考古遗址在内的发掘和研究，从而为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研究补充了扎实、崭新的材料。以此为基础，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理路日渐清晰，早期国家形成的方式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前后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无疑是上述努力深化的必然结果。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化人类学调查方法的更新以及材料的日渐丰富，也成为进一步推动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研究理论更新的源头活水。具有平等、民主色彩的部落联盟，是如何过渡到国家这种具有强烈的等级性社会组织的？这是摩尔根理论留给人们的一道谜。为破解这一谜团，塞维斯提出的酋邦理论和弗里德提出的分层学说，对深化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童恩正、张光直、谢维扬等学者的成果，就与上述思考模式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