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且整个理论发展过程都体现了对阶级斗争理论的侧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像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达等人，在思想理论上推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斗争理论，在行动上担当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任务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李大钊于俄国革命胜利之初他就陆续写下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来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宣传中，很明显的主要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线索”，“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1]，而李大钊则说，“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另一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手陈独秀，也于1915年12月同李大钊联合创办《每周评论》，于1920年9月发表了《谈政治》一文，称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学说。紧接着，李达、邓中夏、毛泽东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也陆续加入到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生根的骨干力量。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从2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在深入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陆续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其中《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而这些理论成果，与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重点宣传的阶级斗争理念是相同的，正如马恩说，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毛泽东则说，“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二）以经济发展为主的理论发展阶段

国内外环境迫使中国到了不得不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刻；苏联模式影响所引发的矛盾一触即发，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马克思主义者们重新思考理论指导中的不足，吸取教训，继续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充分把握、科学运用并创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建设，这一时期更多的把经济发展作为实践的重点。

第五、六、七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约10%，整个社会呈现朝气蓬勃的景象。20世纪70、80年代，伴随着真理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逐步确定，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展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破除了经济体制在“姓资姓社”的问题的思想束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完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为突出。十三大的报告中，提到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十四大之后，江泽民同志指出了发展是目标，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而稳定则是发展和改革的社会基础。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