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过程文化根源：政商勾结的非法寻租

美国学者斯科特认为，腐败的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获取政治影响的过程。[vii] 运用政治文化中的过程文化理论可以分析民进党当局滋生贪腐的另一种根源。过程文化是包括政治人物在内的大众对政治过程的一整套看法，它反应了公民对于政治参与的基本态度。[viii] 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政治过程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交易过程，作为政治主体的人都是“经济人”，他们在政治市场中的交易行为，同经济市场一样，都是以成本效益来计算的。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能够比较有效解释政治交易过程中的贪腐行为。寻租理论认为人类所拥有的资源是稀缺的、有限的，它是通过权力来体现的，拥有资本的人或企业之所以愿意用自己的金钱与有权力的人手中的权力进行交换，不是为了等价交换获得正常的利益，而是为了用较低的贿赂成本来谋取有限的、稀缺的资源所蕴藏的巨额利润。[ix] 寻租与腐败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寻租动因却是导致腐败产生的重要因素。

台湾政治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政商勾结的问题根深蒂固，政治活动深受金权关系的影响，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权钱交易关系。无论是在李登辉当政时代，还是陈水扁上台以后，台湾金权政治、政商勾结、权钱交易都是公开的秘密，而这种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交换过程就极易导致贪腐的滋生。民进党当局政商勾结的非法寻租导致贪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直接掌握政治和行政权力的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与厂商业者或财团相互勾结来共同图利。二是某些政治人物的亲信和家人利用这个政治人物的影响，直接或间接从事政商勾结、人事关说和非法敛财活动。三是财团和厂商业者借选举和其他政治活动之机，向政党和政治人物馈送政治献金，进行利益交换。

台湾的经济制度虽然是自由市场经济，但台湾当局仍未放弃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贝克尔曾表示：“腐败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外在产物，对经济的控制越多，腐败也就越严重”。民进党上台以后，掌握了行政权力，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在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当局不断地创租设租，经济租金数额巨大，自然吸引寻租者前来与创租者勾结，以获取垄断理利润。[x] 特别是在一些受到行政机关直接控制和影响的公共工程领域和行业，只要他们能够依靠行政权力取得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特权，就能够获取高额的利润。这种贪腐弊案一般表现为两种效应，一种是官员滥用公共权力直接谋取个人私利，另一种是相关利益者谋取了私利，而间接损害了公共利益，或至少部分地降低或损害了多数民众的共同利益。在去年以来所爆出涉及民进党当局的弊案中，涉及到台湾前“金管会检察局局长”李进诚等人的股市秃鹰案、涉及到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陈哲南的高捷弊案、前“交通部长”林陵三被指涉及的台铁弊案、台交通主管部门高官涉入的ETC招标弊案，以及不断追加工程预算、大量采购佣金流向不明的高铁弊案，包括最近因涉嫌在台北市北投空中缆车工程中向承包厂商受贿而被收押的“内政部次长”颜万进的弊案等都是非法寻租型的贪腐案件。在此类弊案中，官员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左右招标结果来图利厂商，同时以收受厂商贿赂，接受不当招待等方式图利自己，从而严重损害公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