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民进党在台湾一直以所谓的“清廉”形象自居。随着岛内涉及到民进党当局的各种弊案不断爆出,陈水扁的主要亲信、家人、亲戚和民进党高官涉及弊案的消息层出不穷,引发台湾社会舆论的关注和政坛动荡,陈水扁和民进党在台湾的形象也因此跌入谷底。民进党何以在上台后短短六年多的时间里滋生如此严重的贪腐现象,本文将运用政治学相关理论,从政治文化中的体系文化、过程文化、政策文化三个面向来剖析民进党当局产生贪腐现象的根源。
一、体系文化根源:党政司法制度的缺陷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腐败是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i]简言之,腐败就是以公权谋取私利。在不少国家或地区,贪腐不仅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也是一种突出的政治现象。对于贪腐的成因,可以从主观和客观、宏观与微观等多个角度,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面向来进行分析。笔者认为,作为政治现象的贪腐,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入手可以更全面深入地剖析其产生的根源。政治文化是民众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于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是政治系统中的主观因素;它从结构功能上可分为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三个部分。[ii] 体系文化一般是指包括政治人物在内的大众对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和宪法性安排的态度和看法。[iii]贪腐现象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制度的缺陷,而制度恰恰是政治文化中体系文化的重要内容。体系文化对贪腐的影响最典型的表现是,一旦制度和体系不完善,对公职人员的权力监督会减弱,对贪腐行为的制约效力就下降,让公职人员的贪腐行为有了可乘之机。
民进党上台以来之所以如此迅速和大规模地滋生贪腐现象,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缺陷。它主要表现在三种缺陷,一是约束机制缺陷,使得进行贪腐活动担负的风险和成本更小;二是机会结构缺陷,使得进行贪腐活动更加有机可乘;三是激励机制缺陷,使得进行贪腐活动更加有利可图。[iv] 也就是说,约束机制的无力与激励机制的扭曲、机会结构的畸形发展一起构成了民进党当局腐败猖獗的制度原因。这三种缺陷又反映在三个领域中,其一是民进党内的权力分配制度不健全,约束和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其二是台湾的政治体制中对当权者的权力制约机制设计存在缺陷,“总统”的权力高于一切,容易发生“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的情况。其三是作为反贪防腐重要防线的台湾司法体系不能独立办案,容易受到政治力的介入,使某些贪腐者敢于漠视司法制度的威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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