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公会（居留民会）在领事馆和台湾总督府的监控指导下，配合日本国策，采用多种形式，弘扬皇民意识，宣扬所谓日中亲善。旭赢书院参照台湾公学校的教育体制，所使用的教科书大部分来自台湾，采用日语教学，对籍民实行皇民化教育，以培养效忠日本的臣民意识，并为长期的侵略目的服务。在台湾公会成立30周年的纪念会上，日本驻厦门领事山田芳太郎说：“此地的台湾公会不单单是在留民的自治团体，实际上是日支邦交上不可缺少的重要机关。”“公会在促进在留民全体福祗，以及推动中日两国亲和上负有重大职责。”居留民会会长林木土也称：“促进中日亲善，经济提携，本会负有重大责任，本共存共荣，策进励精图治，相与努力。”［43］台湾公会在领事馆的监督下，通过思想文化控制等手段，把台湾籍民的思想行为纳入日本所要求的社会规范体系中。通过组织庆祝日本年节甚至祭祀活动，加强台湾籍民对日本的国家认同。公会位于民国路的公会堂新楼奠基式选择在1928年11月10日，即昭和天皇即位的纪念日举行。1929年11月公会堂已经竣工，事务所也迁入新址。但庆祝仪式直到1930年4月29日的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纪念日）才举行。本来台湾公会要到1936年9月才满30周年，也提前到2月11日日本建国节举行［44］。1941年4月25日，厦门的日本神社举行对靖国神社的临时大祭拜仪式，天长节在鼓浪屿官邸举行天皇照片的拜贺仪式等，会长及会员也参加［45］。通过这些有意识的安排，凝聚台湾籍民归属感，强化对日本的国家认同，统一台湾籍民的思想意识，巩固对人数颇多的台湾籍民社会的管理。

台湾居留民会还直接协助日本从事侵略活动。据《江声报》1937年8月6日报道，驻厦门总领事召集日台居留民会议员暨各巨商会议，决定组织青年义勇队，由居留厦门的台湾侨民参加，实施军训，以保卫侨民生命财产。训练地点设在城内旭瀛书院操场，由领事馆发给训练武器及制服［46］。这支队伍充当了日军侵占厦门的内应。1938年5月10日，日军在厦门禾山登陆时，台湾浪人陈木土等充当日军向导，并在阵前喊话策反。当日军登陆后，潜伏在市区的台湾浪人在市内各处活动，并在台湾公会、旭瀛书院、新世界、福星馆等处屋顶上升起日本国旗，作为内应［47］。“厦门特别市政府”成立后，财政局主计科长、公卖局局长、地方法院院长、检察署检查长、图书馆馆长等多名官员均为台湾籍民［48］。太平洋战争后期，由于兵源枯竭，总督府下令征调华南各地籍民服役。1942年3月，在公会堂开会，讨论抽调人员前往台湾训练，以分派战场。日本人由领事馆征抽，台湾籍民则由台湾居留民会负责抽送。单单此次厦门被抽调的就有600名［49］。他们跟随日军转战各地，不少人战死。

分析一个社会组织的性质可以根据该组织的组建动机、人员构成、活动内容等来考虑。作为台湾籍民的核心团体，台湾公会（台湾居留民会）既不是普通的会馆同乡组织，也不是一般的外侨组织，更不同于日本人的居留民团。研究这一社会团体无法离开当时复杂的中日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的背景。台湾公会（居留民会）具有多重的性质和社会职能。总体来看，它的职能大体上有两大部分，一是具有近代工商业会馆和自治团体的功能，维护社团成员的利益，如办学、医疗、救济、参与经济活动等。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城市自治团体，它从成立、发展、组织构成到活动上，均受到日本领事馆和台湾总督府的严密操纵和控制，成为协助日本管理台湾籍民社会，配合日本推动在华南侵略扩张的工具。随着时局发展，这种控制越来越严密，它配合台湾总督府对岸政策和日本南进政策的功能也愈益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