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泉州士绅与绅商

在传统的中国，士以求义为志，商以求利为本。士与商道不同不相谋，而且人们还将社会职业按尊卑上下依次排列“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商人是没有独立社会地位的。随着闽南近代工商业的日益繁荣，19世纪末20世纪初，闽南旧式士类渗入了工商业，不少绅士同时兼具实业家的身份。清咸丰年间两广总督黄宗汉之家，泉州著名的“观口黄”家族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黄宗汉的长兄系清嘉庆年间举人、泉州有名的乡绅，其去世后黄宗汉为兄撰墓志，“府君之殁，家无植垄”［４］。“家无植垄”，这与人们心目中传统士大夫衣锦还乡后广置田产的形象相距甚远。泉州宋元时期就是对外贸易大港，是一座商业城市，拥有土地的地主也往往在城镇兼营商业。五口通商后，商品化程度更高，闽南得风气之先的士绅阶层更是把投资的方向转向比地租收入更高的工商业。到19世纪末，随着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大量的新式学堂在城市出现，无论是接受新式教育还是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士绅们都不得不往城市迁移。知识精英的城居化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他们也必然把投资的地域由农村转向城市，形式为家族式经营，或与他人合资经营开店铺、开典当、置房产甚至创办新式企业。因此从“家无垄植”传达的信息应该是：1、晚清以后，闽南士绅阶层己大量城居化，移居城市以后的知识精英，逐渐与农村发生了文化、心理乃至关系上的疏离。在城市发展的新式文化家族对宗族和家乡的认同感日益淡泊，对村庄事务不再关心。他们对财富的追求已经由“田连阡陌”转为房屋栉比或商号相望。2、衡量士绅财富的标准己经不是田地的多少，所以“家无垄植”并不是贫穷的象征。“黄家在泉州元妙观口一带拥有十多座三间张四落有护龙的大厦，还有书斋别墅开渊海、梅石山房、静妙轩等由观口、后巷扩展到敷仁巷、镇抚巷，连在一起，显示着世家大族的派头。但这些是作为住宅用的，还不是经济收入来源，收入来源之一是广置店屋出租，有个老泥水匠蔡金司，虽不是黄家的专用建筑工人，而他父子两代数十年间，主要是为黄家修缮店屋。”［５］由此可见黄家的财富绝非一般。

与黄宗汉家族大约同一时期的晚清泉州乡绅望族，还有四川总督苏廷钰家族（通政巷苏）、翰林道台庄俊元家族（甲第巷庄）、翰林御史陈庆镛家族（塔后陈）、翰林京卿许邦光家族（三朝许）、御史叶题雁家族（下准叶）、提督曾玉明家族（廓池曾）、袭爵李润堂家族（玉犀巷李）、翰林陈棨仁家族（象峰陈）、武侍卫林高飞家族（奎章巷林）、翰林张端家族（水心亭张）、翰林王式文家族（纱帽石王）、翰林李清祺家族（新坊脚李）、翰林王寿国家族（水尾楼王）、翰林龚显曾家族（三朝龚）、翰林杜士元家族（凤栖坑杜）、道台王大贞家族（新府口王）、状元吴鲁家族（钱头吴）、部郎龚显鹤家族（旧馆驿龚）、部郎王戟门家族（傅府口王）、部郎黄抟扶家族（后城黄）等。他们都不同程度的体现出近代绅士阶层的转型的某些特征，表现为绅与商的交叉渗透，形成一个既不同于传统绅士，又不同于新兴资产阶级，而是兼具两者某些特征的“中介形态”———绅商。观口黄家族开的典当行有河市的源美，安海的胜美，南安的锦美、黄胜美，安溪的和安、和裕等。糖房（囤积、加工蔗糖）有饴美、悦津两家，此外还有长美纸行、桓昌碗行、百和堂香店、协美金纸店、晋源布庄。黄家还在厦门有自己经营的外贸商行胜义号，以及以诗记（长房贻檀的代号）、书记（三房贻杼的代号）的名号与人合股开设联昌号，前往香港置办洋货来厦销售；锦昌号，置办浦南等处纸货来厦销售。四川总督苏廷钰、道台庄俊元、翰林张端等也都经营大型店铺。清末泉州最大的商业为郊商。郊商主要从本地收购土特产品运到外地销售，然后又从外地采购本地所需货物，经营批发，或直接贸易或转口贸易。泉州郊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经营同种商品商人的同业行会，如布郊、米郊、碗郊等；一类以贸易同一地区商品的商人行会，如鹿郊、淡郊、申郊、宁郊、大北郊（经营东北和华北地区）、小北郊（经营申、宁、温、福、厦等地）等。晚清泉州绅商，其经营方式以区域郊商为主，其中宁波郊的行东，如元祥观口黄（两广总督黄宗汉家族）、钱头吴（状元吴鲁家族）、通政苏（四川总督苏廷钰家族）、象峰陈（翰林陈棨仁家族）等，规模最大，财力最雄厚。宁波郊商每户都拥有载重为100担至300担的大帆船数艘，行驶于泉州、宁波之间。他们大宗批发南北各埠土特产，有的还把经营扩展到青岛、烟台、天津、大连、牛庄、营口等港口，交流南北特产。他们成立的宁郊会馆，馆址设在南门天妃宫。每年农历三月廿三妈祖诞辰日，为该郊商聚会日，要在天妃宫演戏10多天，其时与会者多为穿花袍戴圆顶有官阶有功名的绅商，白衣虽富有也无资格参加，故泉州人称之为“五花袍郊行”。20世纪初，在清政府“新政”的影响下，士绅经商谋利，从道义上获得了充足的合理性，因而泉州绅商的团体活动范围更加扩大，使得传统绅商阶层介入了新的、现代化的元素。“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泉州大商家吴维纯、何光恺、蔡生平、蔡锵等发起筹组商务会。光绪三十四年成立泉州商务会，址设打锡巷考棚内，进士林翀鹤任总理，后因经费支绌，林翀鹤辞职，举人龚显鹤继任”。［６］作为地方绅士名流，他们还涉足、参与倡建地方新兴的近代企业，如黄宗汉侄孙黄谋烈（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以进士授内阁中书），本着发展实业的愿望，多方筹措资金，聘请外地纺织技师，于1908年在泉州象峰巷开设“晋记织布局”，拥有织布机40多台，招收男工数十人，专织土布，并增设晋源布店兼染房，自行漂染和销售。后因英、日洋布在泉大量销售等原因，晋源土布无法与其竞争而不得不停办。1904年泉州清末进士、部郎黄抟扶联合邑绅洪里仁、林心存、宋书实等创办清源种茶公司，并向海外华侨及绅商各界募股集资，推举黄抟扶任总董事，洪里仁任经理，设办事处于清源洞，除销售清源茶外，还贩运武夷岩茶。“其品种‘宋树’为精制高档茶，在菲律宾‘嘉年华会’（商品展销会），得金质奖章。清源种茶公司，借此作商业广告，扩大外销，因而泉州清源茶曾在东南亚各国华侨聚居地享有盛誉。”［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进士黄抟扶、举人洪里仁等人发起组织农务会，并在释仔山创办农事试验厂，附设气象站，研究改进农业技术。”［８］“1913年泉州贡生谢俊英、龚显鹤等等集资筹办‘泉州电气公司’，后又邀请厦门鼓浪屿台湾富商林尔嘉投资10万银元，于1916年在泉州成立泉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金山建成电厂，安装一台60千瓦煤气发电机组。”［９］1918年由南安归侨吴记霍出资，前清进士吴桂生、地方绅士伍叔畴创办嘉福职业学校，附设织布机数十台，向外聘请技师，培养纺职业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