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解释对于国内外学术界而言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韩书瑞的开拓性研究，树立了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某种标杆，西方学者要么接受，要么另辟蹊径。显然，1980年出版《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一书的裴宜理，以及1984年出版《华南的农村革命：海丰农民及其创造的历史（1570―1930）》一书的马立博选择了后者。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其意义尤为重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学者多从阶级分析的视角出发，将其置于革命史范畴之下，注意更多的是太平天国，义和团等革命高潮事件，对于白莲教和八卦教之类的秘密社会组织的研究极度缺乏。直至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在蔡少卿、秦宝琦和马西沙等学者的努力下，农民起义的研究才挣脱革命史范式，开始关注白莲教、八卦教和天地会等秘密社会与农民起义的关系。

当然，韩书瑞的解释进路也并非全无问题。韩氏的主要问题在于，白莲教的千禧年运动这一解释进路对于清代中国而言，究竟有多大的解释力。换句话说，从教派提供一个替代性世界并因此导致农民起义是不是具有自足性？如果这一解释是自足的，那么它与其他传统解释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对此，韩书瑞自己也并没有太大把握，在《山东叛乱》的结论部分，她声称，在1770年代以前，说千禧年信仰不存在或者是占有主导地位都是相当不准确的。毕竟，中国疆域广袤，情况复杂，农民起义类型多种多样，白莲教起义只是其中数量并不算太多的一部分。同时，千禧年运动理论是从宗教思想较中国更为浓厚的欧洲抽象出来的，其对于中国农民起义的解释力究竟有多大，实在是一个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