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委员们也有不同意见。本次分组审议中，周声涛委员表示，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利用国家赔偿法进行赔偿。但是在处理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和严重打砸抢烧事件时，为了平息事态，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在紧急情况下，“该抓的抓了，抓了以后，通过甄别，该放的就放”，对此，“适用国家赔偿法，操作起来有难度”。

记者注意到，决定草案第十九条规定了七项免责情形，其中第四项是新增的一项，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基于同一违法事实，依法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处分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我认为这既谈了刑事处罚，又谈了行政处罚，完全是两回事。这样规定的话，可能会使有些机关免责。”严以新委员直言不讳：“这是一个矛盾，建议删除这一项。”

B 焦点二：赔偿范围应否扩大

日前发生在上海等地的“钓鱼执法”事件备受公众关注。在分组审议时，陈秀榕委员建议，在本法中加入可对“钓鱼式执法”等不正当取证的行政行为提出国家赔偿的规定，以严格控制类似不正当行政行为在一般行政事件中的滥用。

最高立法机关关注民生，紧扣社会热点，不止于对“钓鱼执法”的关注。今年初发生的“躲猫猫”事件也引起了委员们的深思。

记者看到，决定草案新增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草案三审稿还将“看守所”也纳入了赔偿义务机关范围。相关条文修改后，刑事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由原来的“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变为“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

在本次常委会审议期间，也有学者对“看守所”列为赔偿义务机关有不同看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王贵松表示，无论从看守所的主管机关(公安机关)还是从其自身职责上来看，将其认为是现行国家赔偿法的赔偿义务机关都是顺理成章的，没有必要再“纳入”，这一修改属于“可改可不改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