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是政府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副产品

关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关键就在于它没能从本质上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与“民”的关系，把它们处理成了对立而非统一的关系

□张捷

“国进民退”现象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关键是看你怎样去认识它

近来，围绕着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是否导致了“国进民退”现象的争论在不断升温。认为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理由大致有几点：一是在4万亿投资计划中，垄断着基础设施和公共部门的国有企业获益颇丰，民营企业却受益甚少，甚至可能或正在被从某些行业中挤出。二是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了可被视为普适性的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产业扶植政策以外，支持国企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的政策导向相当明显，有些规划里甚至列出了具体的国有企业的名字。三是在上半年商业银行的贷款高潮中，国有企业即使“不差钱”，仍然成为银行竞相追逐的“香饽饽”，而民营中小企业却一如既往地被关在银行的大门之外，以致不少民营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四是近些年来，国有经济在一些重要的基础性行业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行业的集中度也随之提高，如石油石化、钢铁、金融、电信、铁路等，这些行业大都是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国企巨头们甚至在危机期间也总是“旱涝保收”，与惨淡经营的民营企业形成鲜明对照。

平心而论，以上现象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关键是看你怎样去认识它。反对者认为这是一股逆市场化的潮流，长此下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前景堪忧。支持者则认为金融危机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失败，连美国这样将自由市场奉为圭臬的国家都搞起了国有化，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国家干预更是理所当然。还有一些人可能私下认为，当前的“国进民退”正是对前些年“国退民进”走过了头的矫正，应当为之鼓与呼而非担忧。

“国进民退”首先是政府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附加后果而非目的

笔者认为，对于当前“国进民退”现象，一方面我们需要抱持一种客观的立场，即首先把它看作是政府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派生物或者说“副产品”。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可能坐视不管，而政府采取的任何反危机措施，实际上都免不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免不了政府干预市场。而这些政策实施的后果，都免不了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至少短期内会如此。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其他国家(包括美国)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国进民退”现象。因此，对于作为反危机政策“副产品”的“国进民退”，人们应当给予宽容和理解，因为它是政策的附加后果而非目的。这种周期性的“国进民退”，只要经济保持足够的弹性，决策者能作出正确决策，在经济复苏以后，是可能发生逆转的，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不乏先例。

“国进民退”现象又不完全是经济危机的“副产品”，它折射出的是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还是一个转型国家，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远未完善，而且渐进式的改革留下了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在利益结构日益固化的情况下，这些“硬骨头”形成了阻滞改革的“顽症”。比如垄断行业长期排斥民营经济的进入，虽然早在2005年3月国务院就发布了“非公经济36条”，提出对个体私营经济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其投资经营垄断行业，但时至今日，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依然障碍重重、举步维艰。再如，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难题由来已久，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国有银行的经营行为(大银行嫌贫爱富举世皆然)，而在于我们的金融体系中缺少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草根金融机构。如此看来，近来的“国进民退”现象又不完全是经济危机的“副产品”，它折射出的是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即民营经济始终被视为“偏房”，即使在“家族”中获得了应有的名分，但要想“登堂入室”依然难上加难。在升平盛世，这种歧视往往被掩盖，而一旦遇到危机，需要压缩过剩产能时，有关部门就可能先拿民营企业开刀，矛盾也就凸显出来了。

从长期来看，“国进民退”、“国退民进”都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因为两者都是零和博弈而非双赢博弈

综上所述，“国进民退”既有值得理解之处，也有令人难以理解之处，一概肯定和简单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笔者更加认为，从长期来看，“国进民退”也好，“国退民进”也好，都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因为两者都是零和博弈而非双赢博弈。实际上，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种唇齿相依、同舟共济、并肩前进的关系来。当金融风暴袭来时，民营企业体质单薄，无力抵御，如果政府和国有经济不站出来，经济就可能崩溃，大家都将成为覆巢之卵；同样，若光有国有经济的公共投资，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按兵不动，待国有经济的“弹药”用完以后，脆弱的经济复苏还会夭折。以上两种基于零和博弈的假设情景，其结局都是“国退民退”的双输局面。因此，关于“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争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关键就在于它没有能够从本质上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与“民”的关系，把它们处理成了对立而非统一的关系，因此无论孰进孰退，总是难免进退失据。

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