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的丧失

病态政治与苛捐杂税带来的是官民的离心离德，最终将明王朝推入了万劫不复之地。当民生难以为继之时，民众自然而然地将生死置之度外。崇祯年间，明王朝沉疴已极，又逢旱灾、蝗灾、瘟疫齐袭，官府疏于赈灾而急于苛敛，导致民变蜂起。加入起义队伍的除了农民，还有过去的明军士兵和一些文人。内外交困的明廷，为筹措军费支出，加派“三饷”，无异于饮鸩止渴，促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了反抗队伍，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到京师被大顺军攻陷之时，除了东南沿海一带，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已被义军所席卷。

即使是起义未曾涉及的地方，民众也普遍对明王朝失去了忠诚。这一点或许有人会举出江南人民抗清的事例加以质疑，但应当看到，除了史可法在扬州领导的抵抗，江南大多数地方的抗清活动都并非发生在清军占领之初，而是在顺治二年五月“剃发令”颁布之后。江南人们所捍卫的，并非明王朝的社稷，而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人伦信仰。后人所谓的“反清复明”，多数要恢复的是汉族的政权，而非朱明的统治。反观清军入关后，迅即昭告天下，豁免明末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加派，并规定清军途经之地当年田赋减半，清军未途经的归顺地方当年田赋减1/3，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以前拖欠的税赋予以豁免。在占领南京后，清廷重申了减免赋税的措施。清廷的这一举措让普通民众得到了实惠，对于广大人民接受、服从新政权无疑起到积极作用。

不仅是民众，明朝众多的官僚也最终抛弃了明朝。崇祯末年，明廷内忧外患，财政捉襟见肘，明思宗动员朝臣献产助饷，内阁首辅魏藻德竟表示家无余财，群臣亦多虚与委蛇。崇祯十六年清军入关，内阁首辅周延儒出京督师，竟滞留通州，终日饮酒作乐，并频频假传捷报。首辅如此，上行下效，明朝地方官员在农民军或清军兵临城下时，或弃官遁走，或开城投降，鲜有尽职坚守者。明思宗临死前在袍服上大书“诸臣误朕”，而明臣面对崇祯帝遗体，“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清军南下时，南明诸政权中也仅有史可法、瞿式耜等少数官僚能够背水一战，为国捐躯，众多文武官员或鸟兽溃散，或望风而降。官僚群体对明廷的背弃，大体有两个深层原因：官场的腐败风气与君主对官僚的一贯猜忌。腐败满足的是官吏的种种私欲，当私欲膨胀时，对于社稷的忠诚度随之下降，欺下瞒上、见风使舵、党同伐异、明哲保身等一系列官场恶习四处蔓延。晚明的官场，结党营私层出不穷，派系倾轧屡见不鲜，正直的官员多遭排斥，真才实学者难受重用，致使军政大事多被贻误。

有人指责南明弘光帝“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下”，然而当时当地，面对日积月累的弊政沉疴，即便开创江山的明太祖在世，恐怕也回天乏术吧？话又说回来，明朝的衰亡，制度上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明代的覆灭，晚明诸帝固然难辞其咎，然而，这与创立明代诸制的明太祖朱元璋，难道就一点关系也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