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叙述了李先念在与“四人帮”斗争中发挥的独特作用

1976年粉碎江青集团，结束了十年“文革”动乱，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前景。对于李先念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的作用，人们长期语焉不详。《李先念传》对此作出清晰的展现：首先是坚定地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粉碎“四人帮”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也是颇有政治风险、关系参与者命运的斗争。华国锋在考虑解决他们时，首先找李先念商谈，是对李先念的信任，而李先念这位长期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德高望重老同志的支持，对华国锋的精神鼓励和斗争决心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

其次是在华国锋和叶剑英、叶剑英和陈锡联之间起了沟通的作用。李先念按照华国锋的要求去见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又把叶剑英的态度告诉了华国锋；叶剑英不了解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的态度，李先念告诉叶剑英：“完全可靠”。事后又把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告诉了陈锡联，建议他去看叶剑英，陈锡联去了。华国锋和叶剑英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领导人，陈锡联也是重要的参与者，李先念在他们之间的沟通，为成功粉碎“四人帮”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再次，对解决“四人帮”具体措施的支持。1976年9月21日，华国锋和叶剑英商定对“四人帮”采用隔离审查的措施。26日华国锋告知李先念，华国锋回忆说：“先念同志马上表示支持”。李先念并同意华国锋“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提议。吴德回忆：“通过这次商量，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其后，他们之间就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和时机又有多次商议。10月6日，决定抓捕“四人帮”，华国锋回忆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解决“四人帮”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在危难中挽救了党，而李先念在这个过程中不避危险的活动，是他为党为人民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关于王明“右倾错误”之辨

当然，如果细究，个别表述还有值得斟酌之处。比如，有著述说李先念在1939年1月在中共豫南特委和军队负责人会议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就需要辨析。一是，关于王明抗战初期的错误，新的研究成果称之为“右倾错误”，因为王明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作为中共党员和重要领导人，王明在当时的信仰、奋斗目标是无可非议的。抗战时期，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维护中国共产党利益等方面，他与中共中央是一致的。即王明的错误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等方面的错误，不是“投降主义”。中央党史研究室历经数十年、集中各方面专家研究成果的权威之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就是这样表述的。二是，关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定性和批判，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具体是在1943年。此前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肯定了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实际上否决和排除了王明宣扬的右倾主张，但并没有对之批判，更没有在党内通报王明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肯定王明“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对王明的批判。李先念组织纪律观念极强，在中央没有明确指示前，怎么可能会这样做呢？曾有许多著述都这样讲，但不符合历史事实。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