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而学，为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而学，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60年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88年经验的深刻总结。

历史告诉我们，学习，是赶上时代步伐的基础工程，是我们建立科学信仰的基础工程。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这一篇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出自青年毛泽东之手。怎样顺应世界发展的进步潮流？学习人类文明的先进文化，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那一代年轻人的选择。在《西行漫记》中，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交给毛泽东“一大篇关于他个人生活的问题表，要求他答复”时，毛泽东说他十六岁那年，在“一个有意思的新学校”里“读到自然科学和一些西方学问的新科目”。就是从这样的学习起步，毛泽东最后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年轻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还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航船，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那个他们心目中的“自由故乡”求学，使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更清楚了，那最朴素不过的“工业救国”理想破灭了，开始学习和追求共产主义。当他们回国时，一个个都已经是共产主义者了。

李大钊是在中国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最早觉察到了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曾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事实就是这样，要赶上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要建立我们的科学信仰，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

这样的学习，自然不能是教条式的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中积累的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有人下车伊始，说：“山沟沟里不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1938年10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讲到学习时，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