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总结决议。（抗日战争时期油印本）

以往对民主集中制在遵义会议期间所起的极端重要作用，挖掘和研究相对不足

问：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我们想知道的是：毛泽东当时受“左”倾路线排斥，为什么能够在遵义会议上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为什么大家会拥护毛泽东，使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张黔生（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以下简称“张”）：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困惑。

当年“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党和红军处于十分危急、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由于党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民主团结，使遵义会议成功召开有了制度保障。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正确意见，能够得到党内军内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和广大指战员的拥护、遵义会议能够开得成功的关键之一。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贯穿于会议始终。日前闭幕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可能有些同志不太理解，党内民主真的像生命一样重要吗？其实，你只要认真读一读遵义会议的历史，就能明白这一点。实事求是地讲，以往在遵义会议研究过程中，对遵义会议所起的伟大历史转折作用，以及会议的精髓——实事求是精神的阐述比较充分，而对民主集中制及民主团结精神在遵义会议期间所起的极端重要作用，其挖掘和研究则相对不足，甚至被忽略了。

遵义会议的召开，经过了会前的民主酝酿和准备阶段

问：从民主集中制这个角度来解读遵义会议，确实比较少见。请您先谈谈在会议酝酿和准备阶段这种民主团结精神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张：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党的民主集中制有一个逐步发展、健全与完善的过程。当年的理论与实践都不可直接与今日标准相提并论。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民主团结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争取大多数人的觉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人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就不断抵制、批评李德、博古错误的军事指挥。但由于当时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中，李德自认为是“太上皇”，作风专制，个人说了算，几乎包办了军委决策。他死搬硬套苏联红军的阵地战打法，脱离中国革命军事斗争实际。他压制不同意见，很多好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导致后来丢掉了中央苏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到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经历了牺牲惨重的湘江战役后，从于都出发的八万多红军，锐减到三万人。丢掉苏区和红军转移受到重创这一残酷的客观事实，使全军上下对军事指挥普遍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是李德、博古自己犯下的错误，客观上成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将要研讨的主要内容，为召开军事斗争教训总结会提供了议题。这时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同张闻天、王稼祥同志交换，使张闻天、王稼祥认识到李德、博古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并通过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又联系沟通了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一些领导人，逐步取得共识。后王稼祥、张闻天、陈云等直接向周恩来提出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相对于李德的专制作风而言，宣传启发大家的觉悟是民主酝酿的一种形式，是召开遵义会议的思想酝酿过程，它提高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人的思想觉悟，形成了开好遵义会议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