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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副主任、副教授唐铮担任负责人的“面向融合传播的新闻内容生产机制研究”项目获得2022年4月国家社科基金结项。 从2017年起，唐铮和项目组成员对国内20余家媒体进行了实地调研，对累计超过60位媒体管理者、80余位一线媒体工作者进行深入访谈，同时对包括《纽约时报》、BBC、《金融时报》在内的20多家国际主流媒体进行资料调研，累计产出6篇核心期刊论文、3篇研究报告，形成基于新闻内容生产、新闻流程融媒化和生产绩效的数据库、案例库。《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日前对话唐铮，请她结合实践与研究，分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思考与路径。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从新闻的生产环节来看，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如何实现内容与技术双轮驱动？ 唐铮：技术已经不是媒体进行内容生产的工具或者辅助力。在一定程度上，新技术和新技术所搭建出来的平台，已经成为了内容生产的基础性底层架构，甚至是根本性生存土壤。因此，需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媒体现行的生产机制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并考虑新技术给媒体运行带来的影响。 传统媒体时代就一直有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的争论。现在整体格局已经非常清晰。虽说是双轮驱动，但是这两个“轮子”的职能是不一样的，技术是媒体内容所依托的底层架构，内容是媒体生产出来的核心价值。因此，这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一定要会技术——真的能写代码，但是要懂技术——知道代码能实现什么，能依托新技术生产出更适宜其特征、更能发挥其优势的内容产品。相信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内容和技术的分工差异还会不断扩大，哪个“轮子”的受力偏了，媒体这辆车都走不好。所以这也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抱有终身学习的决心，时刻与新技术同步。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新闻从业者是媒体的核心，他们的职业状况对融合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唐铮：新闻业和其他很多行业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新闻业是一个创意型产业，高度依赖于从业者的责任与担当，以及专业能力、创意能力、突破能力，这些因素在一线实践中至关重要。 我在实践中看到，近年来，传统媒体生产模式的滞后、评估体系的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其发展甚至生存的首要障碍。在一线新闻从业者眼里，媒体融合似乎增加了工作量，提高了工作难度，但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收益。因此尽管媒体融合的发展方向非常正确，但推动工作的阻力较大。此外，有的传统媒体由于没有成熟经验可以遵循，采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形式来进行媒体融合革新。几年以后，有的部门能够产生非常好的业绩，有的部门没有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自从开始推动媒体融合以来，传统媒体迅速生产出了不少广受好评的融合性内容产品，如《人民日报》“军装照”、新华社“刚刚体”等。这些作品一方面反映出传统媒体在融合内容生产能力上的成长，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生产单个新媒体内容已经不再是媒体融合工作的最主要短板，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改善内部生产流程和绩效评估机制，使得媒体具备稳定持续产出优质作品的能力。 所以，我对媒体融合过程中人的作用予以高度关注，特别是媒体融合的整体制度设计如何能够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好结合，激励从业者作出更大贡献，促使媒体融合取得更好效果。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基于从融合到深度融合的发展逻辑，媒体如何实现转型升级？ 唐铮：当下媒体融合发展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媒体在发展思路和认知上的不足。传统媒体的转型和融合在一段时间内呈现“爬行式追随”新媒体的姿态。早期，出现过盲目将精力倾注于“补全”渠道，而没有深入进行创新的现象。后来，又出现过按照顶层设计，机械地分解细化工作的行为。这些都影响了媒体融合工作的开展。二是小区域和大环境的匹配适配问题。这一点在深度融合期间发展县级融媒体阶段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在大体系和小个体进行融合中，如何突破区域发展特征、水平的限制，也值得后续进一步研究。 对于媒介深度融合，学界、业界的共识是，媒介需要从理念到手段的全方位提升。媒体的深度融合不仅仅需要将各种媒体输出类型在物理空间上捏合到一起，更要真正实现从观念到人员、从组织结构到产品输出等各个层面的融合，将媒体深度嵌入到国家治理中。换句话说，媒体深度融合需要将过去传统媒体维度下简单的新闻生产上升到媒体机制与社会活动的层面来考量，促使整个融媒体体系在参与国家治理和舆论环境构建时，实现由“传媒化管理型协同”向“传媒化协同治理”的范式转变，从而重构社会群体间的舆论交流与传播环境。 从推动媒体融合，到推动媒体深度融合，政策设定的整体发展逻辑还是很清晰的，那就是要基于媒体的社会传播属性和政治属性，搭建“中央—省—市—县”四级治国理政大平台。按照这样的发展逻辑，党和政府将会以深度融合后的结构化媒体组织为抓手，以主流媒体自主可控的新型互联网传播平台为核心，打造上下通达、灵活融汇的现代传播体系，促进整个国家媒体体系乃至国家治理体系的全盘融汇与现代化。 这一过程需要制度和人的并重。一方面做好顶层设计，另一方面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两者不可偏废。任何一项事业，都既需要正确的方向，也要依靠人的力量来完成。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在融合发展背景下，媒体怎样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唐铮：在融合发展背景下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对于媒体来说是一个“功夫在诗外”的长久性考验。安心钻研新技术、寻找新方法，或许就能达到无心插柳的效果。“四力”是媒体核心竞争力的综合展现，因此也需要媒体通过整体化、全面化建设来应对方方面面。 当下的媒体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形成了整体的复杂的组织体系，媒体前台与后台、执行者、决策人等多维渠道像齿轮一样层层咬合，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在深度融合建设中，涉及信息传播、组织动员和运动、运行与反馈等多个运行方面。如果说过去的媒体运行是二维层面上的内容传播范式，那么在融合时代，媒体已经过渡到“传播+组织”“信息—传导—关系—行动”的三维形态，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新闻生产”。从更高的层面来说，媒体告别传统的扁平化运转方式，从观念上更好地拥抱新技术，是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记者 尹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