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图 1998年，艾丰同志率经济日报代表团访问匈牙利。（资料图片）上图 2018年9月，艾丰同志出席首届品牌天津高峰论坛。（资料图片） 5月19日，著名新闻记者、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艾丰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在痛失艾丰同志的日子里，记者走访了他的一些同事和亲友，共同追忆这位“新闻大咖”不平凡的一生。 在大家眼中，艾丰其人，乐天爽朗，豪气干云；艾丰其文，多彩多姿，内蕴深厚。数十年新闻生涯中，他做人做事之本色不改，为国为民之初心未变，深受同事、同行和社会各界的热爱和敬重。 而艾丰自己，始终“自认为是个勤奋的学生”。他在《八十感怀》中如此自我评价：“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不知偷懒，无论顺逆，从不懈怠，为解社会课题，交出一份又一份答卷”。 观察家 “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是赶上了一个变化巨大的时代。于是我可能有丰富的经历——什么滋味都亲自尝过了，于是我可能看到中国从弱到强、由穷到富的最伟大的变化。”艾丰说，自己更有幸的是在成熟的年龄赶上了改革开放新时代。 1961年，艾丰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招收第一届新闻研究生时，艾丰已经40岁了。冒着考不上“丢脸”的危险，艾丰抓住机会拼了一下。结果不仅考上了，分数还挺高。毕业后，艾丰进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部记者、工商部副主任、经济部主任、编委会委员。 年过不惑，始作报章，终成大家，艾丰可谓“大器晚成”。艾丰的新闻作品，多选取重大题材、宏观角度，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和带有思辨色彩的语言，力求在分析问题的深度上见长。《现代化的觉悟》《需要你啊——软科学》《已是山花烂漫时》《首钢启示录》《理一理思路》《一个日本朋友的忠告》等代表作脍炙人口。1991年，艾丰成为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在艾丰看来，新闻行业是“五说”行业：最先说话，说自己不甚懂的事情的话，公开说话，迅速说话，还要经常这样说话。这“五说”加起来，难免要说错话，这就需要记者“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把自己的本事练得更硬”。 “年轻的同行常常问我：做记者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社会责任感。”他认为，责任心强的记者，在社会各个角落都可以发现自己的责任，对普遍关心的问题有激情去钻研；没有责任心的记者会觉得什么事都与自己无关。 1982年2月，艾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述评《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谈及报道缘起，艾丰说，“没有人让我写，是一条水管给我刺激出来的责任感，应该管这件事，而且要全社会都注意到这种事。”艾丰在山区待过，那里的农民过着非常艰难的缺水生活，然而回到城里一看，人们对水的浪费太大了。他在大街上发现一处漏水的地方，自来水从地下翻上来，形成一条小河却没有人管。 “一个时期，我对水的敏感简直使我着了魔”，为此艾丰花了几个月时间收集资料，进行研究，反复思考。直到述评发表，“引起社会对水资源更深切的注意，我的内心才较为平静了一些”，艾丰说。 1996年3月起，艾丰先后任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总编辑。到任时，他曾作诗一首，“笔下风云追分秒，版面方寸纳五洲。船行险滩须放胆，高歌猛进逞风流”，直抒胸臆。在经济日报工作期间，艾丰以大思路、大眼光，策划组织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手笔报道。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两个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6年6月，艾丰到任不久，就带领记者赴上海进行采访，采访组连续发表了7篇述评式报道：《抓变：大上海的新崛起》《抓深：不断寻求改革新突破》《抓高：是龙头就要高昂》《抓大：更广天地加更强主体》《抓名：“上海号”扬起风帆》《抓远：跨世纪发展的时空观》《抓思：转变呼唤新思维》，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艾丰后来回忆说，“两个转变”的重要性、必要性、历史意义，人们已经谈了许多，也还需要继续谈论下去。但目前更加重要的恐怕是寻求实现“两个转变”的途径和方法。当记者来到上海进行采访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两个转变”决不只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理论问题。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它是早已经开始并且正在进行的，既波澜壮阔又深入细腻、既雄伟又艰巨的亿万人的实践。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认识“两个转变”的内在规律，更自觉地推进这一伟大历史进程。 1997年初，艾丰提出我国“出现了全面的买方市场”，认为应注意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化，扩大内需。同年，他策划组织关于武汉资本运营经验的连续报道，提出资本运营是搞活国有经济的一把“金钥匙”，要认识资本运营、实施资本运营、搞好资本运营。1998年，策划组织“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大型采访，并向中央呈报《关于如何解决黄河断流问题的情况汇报》。在“小城镇大战略”“东中西一体化，促进西部大开发”等战略问题上，他也积极思考，提出政策建议。 “想总理想的事情”，是艾丰的名言。他认为，要当好一个记者，具备宏观意识是很重要的事情。对此，已故著名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评价说，敢于这样“夫子自道”，而且能够真正这样去实践的，可能只有艾丰。这正是艾丰的可贵之处、可爱之处。 行动派 艾丰不仅是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还是一位勇于实践、乐于行动的实干家。 “历史好像是一条长河，人类好像在河中航行的船，坐在船上的人，有的是坐船的，有的是划桨的，艾丰是属于划桨人的范围。”经济学家魏杰这样评价艾丰。 艾丰是业界公认的品牌理论权威。“我和名牌很有缘分，不仅偶然相遇、一见钟情，而且如胶似漆、难解难分。”艾丰说。作为中国名牌战略最早倡导者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起，艾丰把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不顾一切”地献给了中国名牌事业，为中国品牌的崛起奔走疾呼，竭尽全力。 1992年，艾丰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名牌组织——驰名商标保护组织，并任主任。从1992年至1995年，驰名商标保护组织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名牌大会”，一步步把品牌理论与实践推向前进。艾丰还牵头起草了《国家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地方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企业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组织“中国品牌节”系列活动，让“创造名牌、宣传名牌、保护名牌、发展名牌”传遍神州大地，他本人被中国质量协会授予“全国质量卓越领导者”称号。退休后，艾丰仍然关注并积极推动名牌战略实施，于2005年创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大型活动机构。 还是在1992年，由人民日报、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等首都新闻单位和有关部门发起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正式启动，艾丰任组委会主任，是这一大型社会活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指挥者。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假药需要真药治》《郎酒的呐喊》《巩义市劣质电线考察记》等舆论监督报道引发了强烈社会反响，一大批假冒伪劣产品被暴露在阳光下，全民质量意识得到提高。消费者纷纷表示，“大快人心事，质量万里行”“希望万里行天天行”。 为中国品牌和中国质量奔走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更多的是奋力拼搏，甚至遭遇流言蜚语。对此，艾丰坚定而坦然：“我不认为‘有争议的人物’是一个贬义词，它更多应该是一个褒义词。现在人们称我‘名牌迷’也好，称我‘名牌专家’乃至‘名牌权威’也好，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中国名牌事业毕竟已经发展起来了。即使谁都不知道你的工作，那也是幸福的，更何况历史是公正的。” 如今，品牌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自觉追求。从2017年起，国务院批准将每年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艾丰说，中国品牌日的创立势必带动中国品牌集体争创优秀，推动品牌提升之风。 5月21日，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在致艾丰同志治丧办公室的悼念函中说，在艾丰发起并组织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大型社会活动中，海尔的名牌战略和管理模式进入发展快车道，“今日海尔之世界名牌，镌刻艾丰同志施教之功。幸与艾丰同志在创牌之路相识相知，我以良师事之，以益友尊之。” 思想者 艾丰新闻作品集出版之际，他以《思考的笔》名之。他在自序中说：人们常把记者等文字工作者称为“笔杆子”。这比喻有缺陷。难道他们是无生命、无个性、无头脑的“杆子”吗？不，他们是有生命的“笔”。他们不仅在奔波、记录、报道，他们更在思考、探索、追求！他们是“思考的笔”！ 作为学者型记者，艾丰拥有强烈的理论自觉。他认为，记者一定要学点哲学，一箭双雕。它可以提高采访效率，也可以有助于增加积累效益。 1988年，艾丰的新闻学专著《新闻采访方法论》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这本书，是艾丰对当时所谓“新闻无学”看法的“发愤之作”，它第一次把“新闻采访”和哲学名词“方法论”连接在了一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研究采访活动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探索建立新的采访学体系。该书一经面世即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强烈关注，第一次印刷5万册，第二次印刷3万册，都在一两个月内销售一空。这本书及艾丰此后创作的《新闻写作方法论》《新闻采访概论》等著作，成为许多大专院校新闻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 不惟新闻理论，在经济学、哲学等领域，艾丰也建树颇丰。《艾丰通用文库》中收录的《世纪宏论》《中介论》《三做谈》《古今说》《名牌论》等著作，涉猎广泛，融通古今，闪烁着思辨的光芒。在哲学著作《中介论》中，艾丰跳出常见的“两分法”，以“三分法”为突破点，阐述了关于改革方法的思维，被认为是“哲学研究吹进的一股清新之风”。 艾丰何以成艾丰？“人之差别多自学用之不同。学用之道全在学思用三字。学书本、学他人、学社会。思实质、思规律、思关键。自己用、他人用、社会用。”艾丰写在《八十感怀》中的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答案。 艾丰的一生，是为党的新闻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 艾丰之丰，是生命之丰。 艾丰之丰，亦是时代之丰。 在一篇《记者答记者问》的文章中，艾丰曾说，“给我力量的是我自己的这样一句格言：对一个人的最高奖赏就在他的事业之中。”诚哉斯言！ 先生千古，一路走好！（熊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