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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区报纸《人民前线》的编辑开始，走上新闻工作者的岗位，到新闻系的教师、副主任，再到历任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总编辑室干部，专刊编辑部主任，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副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顾勇华说自己学新闻、做新闻、教新闻、管新闻，大半辈子都在和新闻打交道。 如今已经年过六十的他，走进高校，和新闻系的学生谈业务、论时事，带来一场又一场多年经验和潜心观察提炼出的演讲。 11月6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报告厅，“海西传媒讲坛进高校”第二场，主题《把“看家本领”用好用活——与新闻专业大学生谈学理论、长本事》。这位资深“新闻人”的讲桌上放着一个双肩电脑包，一部新款的手机，还有一支大号放大镜；台下，是近百位教师和本科、研究生新闻学子。在思维缜密、互动频繁的演讲中，每一张演示都有错综复杂的链接，熟练操作着多媒体放映，顾勇华从新闻亲历者、管理者的角度为听众展示着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台下不时爆发出笑声和掌声，互动环节气氛热烈。末了，对时间限制下来不及提问的同学，他说：“我把联系方式给大家，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请多交流、多指教。” “部校共建：促进高校新闻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新路子” 听说要接受一个访问，尽管半小时后还另有安排，顾勇华还是答应了，他搬来一把椅子，让两位记者坐在他对面，“这样比较方便，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自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开始陆续扩大招生人数，其中以新闻专业招生人数最多。新世纪特别是近五年来，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求大大缩减，当被问及新闻专业学生人数那么多，但是从事新闻行业的人数却可能一半都没有的现状问题时，顾勇华笑着说到：“一半？有三分之一来干新闻就不错了！”，随后，顾勇华叹了口气，说：“我们的新闻教育本身改革的步子并没有那么快，”他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不能仅仅归咎于新闻教育改革本身，同时还因为新闻行业的需求改变了。顾勇华举了人民日报的例子，人民日报每年招收新闻专业的人数并不算多，还有更多是法律、经济或者外语等专业的毕业生，“为什么呢？因为媒体有自己新的需求，他们渴求新的专业人才。” 顾勇华认为，新闻本科毕业生数量庞大，然而却面临着知识受到肯定，但是能力不受肯定的现状，其关键就在新闻教育和实践是脱节的。“所谓的脱节不是说没有实践，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实践没办法和教育搭配起来。现在暑期学生们的实践，记者直接带学生做新闻，无法按照课程设计来安排实习。”在顾勇华的理想中，实践应该是有实习计划的，但他也承认这点在现行的实习安排中很少实现。对此，他认为的出路之一就是现在的 “部校共建”，这是条在党委宣传部的组织领导下，由新闻媒体发挥实战优势，促进教学与实践相互融合的“新路子”。 “我们的新闻教育应该让每个学生在本科毕业的时候都成为1.5个本科生！”顾勇华以福建省的优秀新闻作品为例，分析其竞争力来自于两岸特色。他预测今后对于两岸关系的报道需求会更大，厦大新闻学子应该牢牢抓住自己的这个优势。“所谓1.5个本科生，这‘1’代表着一般大学生都有的素养和能力，而这‘0.5’是你的特色，是你寻找工作时重要的助力。”
“我也曾是记者，我知道记者们需要的是什么” 从最初的记者到如今记协书记处书记，身份的转变对于顾勇华意味着工作重心的转变。顾勇华说，他之前的工作就是集中精力办报，而记协的工作是更好地为记者群体服务。 “做服务要有服务的意识，我以前做过记者，所以知道记者们需要的是什么。”顾勇华表示，在我国的体制下，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从职业地位还是收入来看，记者都是强势方，但是后来记者转为弱势了，此时记协所要做的就是更好地帮助记者和记者行业。顾勇华在记协的这几年以来，记协建立了记者的救助制度，即对因公殉职或者在采访中受重伤的记者及其亲属进行救助。 在为庆祝人大新闻学院六十周年的一场学术论坛中，新浪网副总编沈亚川（笔名“石扉客”）在发言中表达了对新闻学界的不满，他说，新闻学界没有在媒体和记者们受到权力的压力的关键时刻给予声援，而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对媒体报道操作层面的挑剔。对于这样的看法，顾勇华认为这里所说的关键时刻的声援其实是指当新闻业界面临困境的时候，学界应该从理论上给出相应的应对方法。顾勇华想了一会儿，依然以新旧媒体融合盈利为例，说：“你看，这个题目现在业界炒得很热，可是学界没有给出相应的理论支持，如果走不出科学的道路，它就是不可持续的。” “讲好中国故事” 讲课过程中，顾勇华用了许多关于中国变化的报道案例，还不时以玩笑的方式指出报道中的纰漏之处，在每个版块内容结束时都不忘问一句：“你们对于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吗？”在讲座结束后的提问环节中，一位同学提问他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常常被指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问题。当被问及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时，顾勇华并未急于反驳，而是说了一段新闻发展的往事。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全世界媒体每天报道的中国负面新闻粗略计算约有一千多条。顾勇华问一位法新社的记者，“中国的发展你难道没有看到吗，为什么每天还是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那位记者告诉他，“我们的记者只能远远看到停在天安门广场的大巴，却不知道开会的人在说什么，所以我就只能在北京城到处跑新闻，看到什么就报道什么。”十七大召开时，全国代表团大多都开放了，当时估算的每日负面新闻大约是六十多条。顾勇华说，还是那位记者告诉他，如今他想知道什么都能直接去采访，没有时间到处“乱晃”了。顾勇华认为，我国的开放效果是十分显著的。在谈到言论自由，顾勇华有点激动：“你们说，现在你们要说什么没让你们说，什么网上发不出去，但是我们国家对于有害言论的删除和管理都太不及时！”他认为中国缺少的是对于新闻的依法且合理的有效管理。 中国是一座新闻的富矿，如何写好属于中国的故事，顾勇华认为，报道时，记者应该着眼于人民的长远利益，这一点是报道时的根本关键。“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始终是个冲突，在很多普通民众都为眼前利益奋斗时，我们要做的就是引导，去帮助开阔他们的眼界。” 文|吴玉琦 张肇祺 采访|吴玉琦 张肇祺 摄影|刘晓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