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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介绍李普曼在其著作中所表达的新闻思想的基础上，试图厘清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学者对其新闻思想的评价与认识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体现了学术话语构建中的某种蝴蝶效应，它夸大了李普曼对民主制度的抨击与批判，甚至扭曲了李普曼的真实意图和立场，也影响着当代学者对李普曼新闻思想所做的各种评价。 【关键词】李普曼；民主；公众；新闻业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报刊专栏作家，在其6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留下了1万多篇共1000多万字的时论文章及31部有关哲学、政策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其中直接涉及新闻学的著作有三部：《自由与新闻》（Liberty and the News）、《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中文译本只有《公众舆论》。《公众舆论》作为研究舆论问题的传世名作，在英语世界一再重印，在中国也出现过两个翻译版本。 李普曼在这些著作中隐含的新闻思想就是，我们在准确理解民主和新闻的关系时困难重重，人们误解了新闻业能够在民主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新闻业无法为人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真实图景，反而在民主理想和现实之间制造紧张状态。[1]由于李普曼质疑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怀疑独立而全能的理性公民个体的存在，他将运用理性知识进行政治决策的权利赋予了少数“经过特殊训练的”“拥有特殊技能的”专家和精英（即局内人）。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李普曼的民主观被视为一种政治精英主义，并“被认为”与杜威及其支持者所持的大众参与式的传统民主观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被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批评为是反民主的。[2] 本文在介绍李普曼在其著作中所表达的新闻思想的基础上，试图厘清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学者对其新闻思想的评价与认识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体现了学术话语构建中的某种蝴蝶效应，它夸大了李普曼对民主制度的抨击与批判，甚至扭曲了李普曼的真实意图和立场，也影响着当代学者对李普曼新闻思想所做的各种评价。 李普曼新闻思想的变迁 1920年，《自由与新闻》一书的出版开启了李普曼的新闻思想——舆论的可被操纵性观点，这对其一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李普曼开篇就指出：“现代西方民主的危机正是新闻业的危机”，新闻界的最高法则应该是“阐明真理、揭露丑恶”，新闻界提供真实可靠的新闻对大众社会代议制民主非常重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是民主国家公民借以形成舆论，进而左右政府决策的基石。为此，李普曼提出改造新闻业的设想：新闻记者应该是“耐心、无畏的科学人士，努力探求世界的真相；好的报道需要实践最高的科学品质”，即“客观性”的检验标准。[3]但是，这种对新闻客观性和专业化的热情，很快就被《公众舆论》一书中流露出的不可知论和悲观情绪所动摇。 作为李普曼的新闻学代表作，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对媒介、公众和民主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改变了其他学者探究政治理论的方法，这就是格雷厄姆?沃拉斯所反对的那种只见政治机构不见人的传统政治学。其中，李普曼仔细研究了民主理论的中心问题——对“全能公民”的信念。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下，李普曼开始意识到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存在，人们看待事物的方法都是由他们所处的一定的文化环境所产生的刻板印象决定的，人类的决策依靠他们的感情、偏见和习惯，因此相信“民主最初的教条”是不再可能了，即“管理事务的知识自发地产生于人的内心”。[4]161进而，李普曼对新闻业可以促进民主的理想也开始动摇，并承认自己在《自由与新闻》中认识的不足，“新闻与真理并不是一回事，他们必须得到清晰的区分”，民主制度的缺陷并不能靠更好的新闻报道、值得信赖的新闻和真实的资料来弥补。对大众民主理想的幻灭，使李普曼将无法作出正确政治决断的公众视为“局外人”，并将对民主决策提供意见的权利赋予少数“经过特殊训练”的“拥有特殊技能”的专家、局内人手中。这些人不是通过隐晦不清的新闻报道来检验消息的准确性，而是通过专门组织的、不被偏见和歪曲所沾染的“情报机构”来达到目的。这一“精英治国”的观点，体现了李普曼对传统大众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否定，以及对易于被操纵的新闻界的警觉。 这种对现行民主制度的怀疑在其随后出版的《幻影公众》一书中进一步蔓延。在这本引起广泛争议却又很快被人遗忘的书中，李普曼充分论述了传统的民主理论的不足之处，并表露了他个人的许多焦虑之情以及他所丧失的战时的理想主义观念，也对《公众舆论》中的很多思想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述。对于公众的民主参与，李普曼宣称如果想当然地认为选民们甚至“生来就胜任”管理公共事务，这是“虚假的理想”，并以自己为例说明对普通民众寄予更多期望是不合适的，“我找不到时间去做民主的理论期待我要去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去了解时局，并对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所面临的每个问题都发表值得一提的观点”。[4]190因此，基于公众可以决定事态发展这一信念之上的大众政府理论是错误的，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对此，李普曼为现行民主制度和传统民主理论在现实中的困境所提供的解决方法，就是让如幻影般存在的公众放下肩头这副管理国家事务的担子，直言不讳地承认平民百姓既无能力也无兴趣来管理社会，转而将民主政府的施政过程交由局内人做出决定。“这并不是因为他生来就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他所处的地位使他能够了解问题并采取行动。”[4]191 就新闻思想变迁的脉络而言，李普曼的贡献在于将新闻业、公众与政治民主的关系阐发得更为明确。对民主和现实社会的批判眼光、对非理性个体公众的不信任态度，使李普曼希望新闻业能认清自己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真实角色和需要改进之处，也希望社会公众不要过高地寄希望于新闻业对民主政治的影响，而是真正致力于政治民主制度自身的改革与发展。 李普曼引发的评论与争议 《自由与新闻》《公众舆论》和《幻影公众》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先后出版，显然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特征有着紧密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镀金时代的美国人，在工业主义与公司资本主义开始威胁到个体的经济保障、自主权和社会地位的时候，试图对美国民主的含义做出新的解释。他们追问政府怎样才能保护民众避免工业主义和经济集中带来的副作用，以及这个政府该怎样塑造一个工业国家的未来。当众多改革者、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新闻记者们，不断向当时占优势的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态提出挑战时，一个充满变革的“进步主义时代”到来了。这场进步主义运动所引发的数以百计的提案和许多有组织的改革运动，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假设上：首先，人类基本上是有理性的，如果通过适当的教育，使其掌握自主能力的话，民众会坚决要求政府追求公共利益，回避特殊利益；其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今能够发现美国社会问题的起因并提供解决的办法。[5] 进步论者们相信科学和专门技能可以治理国家，这也是身处这一改革时代的李普曼所坚持的。李普曼在认识到“舆论是可以被左右的”后，试图去探讨在政府具备了如何操纵人们头脑这种现代知识的情况下，普通人如何对公共事务做出明智的决定，这正是《自由与新闻》这本书的主旨所在。这本只包含了三篇文章的小册子，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力远远低于李普曼后来所写的《公众舆论》，但是也引起了当时芝加哥大学知名社会学者罗伯特?帕克的注意。帕克评论说李普曼和最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麦克斯?斯蒂尔一样，认为“最后的暴政是思想的暴政”，用李普曼的话说就是“最后的暴政是为我们提供思想并操纵我们的宣传家的暴政”。对于这本小册子，帕克称赞说，“新闻业所拥有的权力早已被确认，但没有一种关于现代报业的批评或赞赏能像这本小册子那样分析得如此敏锐和彻底”。[6] 《公众舆论》则被李普曼自称为第一部“真正严肃认真”的著作，其模棱两可的结论，是这本书至今仍引起广泛争议的原因。在当时，批评家们为这本书所震动，但却不知如何评论为好。大部分批评家称赞它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说它暴露了政治学家几乎不知其存在的问题。李普曼的好友哈罗德?拉斯基把这本书形容为“显然是反映出伟大的智慧力量的风度，它文笔疏朗、气象峥嵘”，是一部“优秀作品”，但对该书的结尾却心存疑问。而时任最高法院法官的霍姆斯基则认为《公众舆论》一书“写得十分出色”，也许就是因为“李普曼并未下什么结论”，并认为很少能有人把人们头脑中的细微差别分辨和表达得如此清楚。同样是李普曼的好友，勒尼德?汉德大法官对书中的分析也十分叹服，但却为结论所困扰。[4]162 《公众舆论》同样引起了帕克的关注。帕克评论说，“事实证明，对舆论的研究主要是对新闻的研究，新闻就是报纸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事提供解释”，“书中所涉及的大量人类本性的分析，以及关于这类问题的充满刺激性和暗示性的讨论，赋予该书独特的价值”。[7]还有学者将李普曼的著作视为代表现代政治学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政治学开始关注政治领域的心理因素，并强调当前民主困境的原因在于过分关注政府的起源而非施政的过程和结果。因此，李普曼的著作指向正在慢慢形成的新政治和新的社会科学。[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