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群租者的经济账

周翔是26位群租人中毕业最早的一个。3年前，他毕业到长沙一家旅行社做客服，被派往南京上班。由于单位不提供住宿，他直接住进了南京秦淮区的某小区群租房，每月400元租金。

2200元月薪，周翔在群租房里坚守了一年。他决定转行做软件编程，希望能改变低薪状态。

转行的代价是，必须到专业培训机构去学习5个月，学费1.78万元。周翔一咬牙，辞职，从家里借了些钱，再把过去一年的积余凑一起，付了学费，继续在群租房里住了5个月，成为一名拿到证书的软件程序员。

去年3月中旬，周翔再次来到长沙，如愿进入一家公司从事编程工作，月薪2800元(税后)，不包住。他住进了陈宇林的这间房，再次成为群租一族。

“根本不敢合租，”他几次对记者提到这句话，“一个月能剩余的不多了，我的钱必须精打细算来花。反正就是为了晚上能睡觉，我觉得没必要单独租房。”

群租房是否有好的一面呢？调查显示，42.24%的受访者认为，它保证低收入人群有一席安睡之位；而没有街头露宿者、给城市带来相对稳定(22.59%)和减少住房空置率、降低个人和社会成本(19.14%)分别排二三位。

周翔每月的开销是这样算的：伙食费750元(日均25元)，上下班车费120元，手机费100元以下，同学同事朋友应酬开支200元，房租370元。

剩下的1260元，不包括衣服等其他日常开支。他每年最多回去两次，因为“长沙到宁远来回路费每次200元”。

陈宇林跟周翔的经历相似。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保险公司销售员，然后辞职考教师编制，直到最近才重回长沙。无论哪个岗位，他的月薪2400元(税后)没变过。

因为交友广，陈宇林每月的应酬要花500元。“我一直是月光族，”他说，从没想过买房的事，就一直住群租房。

“若限制群租，就只能选择离开”

周翔的银行卡里如今已有1.5万元，这份“净资产”一直被妥善保管着。上个月，他在一辆公交车上看到一个房产销售广告，南三环靠近芙蓉路附近，起价5800，毛坯房，“当时我只能苦笑，16个月工作赚到的钱，买不了3个平方米阳台”。

周翔说，内心希望在落脚的城市里拥有自己的房子。“再小，也是属于自己的地方”。

他和陈宇林都来自农村，父母在家务农，均年近五旬。只不过，有教师资格证的陈宇林可以选择回乡教书，而周翔必须在城里继续打拼。

几天前，北京发布群租房禁令，明确规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2人(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的除外)，不得分割出租，不得按床位出租。而有报道称，长沙对群租房的管理措施也在酝酿中。

有一次，大家围坐在客厅讨论“限制群租”这个话题。最后的结论是：一旦限制群租，户口没迁到长沙市区，既享受不了经济适用房政策，也不够租住廉租房，最后只有承租公租房的希望。

不过，周翔查到的信息是，长沙公租房重点建设在高新区、经开区、市内五区的产业园区等8个公共租赁住房集中点。“这离上班的地方太远了，还是没有群租房方便。”他说。

尽管不知道长沙会对群租房出台何种规定，但陈宇林还是很忧虑，“在房价高、工资水平却不高的城市，如果限制我们群租，那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栖身呢？”

遏止或禁止群租，可能会带来什么？根据调查结果，租不起房的人露宿街头，城市边缘地带或出现贫民窟(35.54%)，将城市需要的某些技术工人从城市中清退出去(18.20%)和可抬高房租进而多征税，从“蚊子腿上剥下三两肉”(17.88%)排名前三位。

周翔已经想好了出路，“如果长沙也做出北京这样的限制，就意味着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低价租到房，那我就只好离开这座城市了。”他打算明年去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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