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这个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提出来的。它指的是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口增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之后，大量城市人口开始往郊区或者农村流动。美国“逆城市化”的时候，第一步，富人先搬出去，因为他们很有能力，有钱，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他们搬出去之后，附近的一些基础设施就建起来了。第二步，中产阶级搬出去，因为富人搬出去之后，相关配套设施也慢慢出来了。更多配套设施出来了后，一些工厂也搬出去了，到最后形成一个具有多项功能的小城镇。这小城镇交通不拥挤，环境优雅，治安良好，工厂、公司又都在附近，慢慢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依附于大城市的小城镇，这就是一个富裕社会发展到最后的必然结果。

而我在《财经郎眼06》中就指出，中国的“逆城市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根据2010年8月15号新华网的报道，浙江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2009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我这还有一个数据，杭州、义乌、桐乡等地有200多名公务员把户口迁到农村了，我们平常说的是“农转非”，现在这个词叫“非转农”。为什么会出现“非转农”？其实就是土地的利益。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争夺补偿分红。你看在我们“城市化”快的地区，农民即使什么都不干，靠租土地一年坐收几十万。这种现象太有意思了，难道这代表说我们的“逆城市化”是我们富裕的开始吗？

我们的“逆城市化”其实就是基于严重的分配失衡，它是由利益或者是土地诱惑所催生出的，并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土地现在越来越值钱了，透过土地可以拿到很多高额的回报。这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另一个注脚，就是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需要不断地征用土地，所以你有农村户口，就有够享受土地增值的红利。所以我们今天是在整个大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下思考这个问题的，其实现在有两个制度是亟待突破的，一个是我们之前说的户籍制度，其实户籍制度的要解决的不是户籍本身，而是户籍背后庞大的利益集群。另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土地制度，因为土地能生钱，而且越来越值钱，土地就是财富，在这个情况之下，拆迁、征地过程中就出现越来越多的跟土地相关的案件。最近有一些可恨的学者提出要搞土地私有化，一旦搞土地私有化，你晓得什么结果吗？土地迅速增值，它的涨幅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几千。

现在东部沿海的问题只是当下中国“逆城市化”的一个潮流，还有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潮流，就是很多白领已经害怕了城里的高房价、高成本、交通堵塞、高污染、能源不足这些问题。之前媒体炒作一个概念叫“逃离北上广”，就是白领要逃离北京、上海、广州，进入二线城市，追求更加舒适的生活。之所以说要逃离北上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城市化”有很多病，而且有很多的误读。其中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就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把“城市化”简单理解为“工业化”。这非常糟糕。你晓得什么叫“工业化”吗？“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让更多的人聚居在城市，这样就要开发房地产，房地产开发好了之后呢，转而要消耗工业用品。那我问你，“城市化”完了以后呢？不用更多房地产的话，那像钢筋水泥这样的工业产品谁消费？这个后果太可怕了，所以这个趋势一定要打破。

其实中国这个思维是延续了美国的旧思维。美国工业革命的时候，确实是工业革命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但是你晓得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经济80%的增长来源于钢筋水泥，20%来源于劳动力的投入，到最后我们发现，城市没有任何技术进步。更可怕的是，只要“城市化”一停止，什么都停摆了。这种“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思维非常可怕的，是错误的思维。那我请问你，美国是如何应付这个问题的呢？美国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慢慢地把工业转移出去，变成服务业了，所以美国的服务业是工业的3倍。我们不可能在10年之内搞一个像美国一样庞大的服务业群体出来。而如果没有服务业来支撑城市的发展，房地产又拉不动了，到最后就是一个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