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哪些新问题会被问及？哪些老问题会重新被提及？对城镇化、深化改革等当下热词，是否会有新的阐述？对反腐、民生等持续热点，有无新的解读……

在总理的记者会上，哪些问题最“热门”？哪些领域被问及？对反腐等问题，总理又如何作答……北京青年报记者对1998年至2013年的总理记者会进行了梳理，试图用数据的形式对总理记者会进行回顾与解读。

哪些领域问得最多？ 经济问题占39.81%

总理记者会问题领域朱镕基5场67个提问其中经济问题27个外交问题16个温家宝10场128个提问其中经济问题54个 外交问题20个李克强1场11个提问其中经济问题1个 外交问题2个

2013年，李克强在首次总理记者会上，用106分钟回答了11位记者的提问。北青报记者梳理了1998年至2013年16年间的总理记者会，发现经济问题被问及的比例占39.81%。

李克强在去年的总理记者会上，仅回答了一个跟经济有关的问题，即城镇化。在过去16年中，经济问题一直是总理记者会的绝对主角。2009年的总理记者会，因为国际上刚刚经历金融危机，获得提问机会的12位记者中有10位问了与金融危机有关的问题。

朱镕基的五场记者会，经济问题约占40%。1998年11个提问中，经济问题占6个，1999年8个提问中占3个，2000年16个提问中占5个，2001年18个提问中占7个，2002年14个提问中占6个，每年经济问题都占提问总数一半左右。温家宝任期的总理记者会回答的128个提问中，经济问题约占42%。

除经济外，政治类问题占比约26%。去年，李克强回答了5个与政治有关的问题，包括政治体制和机构改革。这个问题从朱镕基时期开始就有记者问。反腐问题，朱镕基曾多次回答。温家宝也曾在2003年、2004年的记者会，被问到反腐问题。此外，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也常被问及。

哪次记者会时间最长？ 温家宝创造3时03分纪录

总理总时长平均每场朱镕基475分钟95分钟温家宝1352分钟135.2分钟李克强106分钟1小时46分钟(2013年)

106分钟，这是去年李克强召开的首场总理记者会的时长。11年前，温家宝履职第一年首次面对中外记者，聊了105分钟。16年前，朱镕基和记者们共度了90分钟的提问时光。

从1998年到2002年，朱镕基任总理的5年中，总理记者招待会的时长呈现小于等于2小时的状态。2001年是朱镕基任期内最长的一次记者会，全程2小时，18位记者获得提问机会，“18”，也是自1998年以来，最多的提问机会。其余记者会，朱镕基会花1个半小时左右与中外记者“对话”，5年平均每场记者会时长1小时35分钟。

温家宝10年召开的总理记者会，总时长为1352分钟，平均每场持续2小时15分钟左右。10场记者会中，除2003年、2004年、2007年外，有7场记者会的时长超过2小时。其中最长的是2012年，温家宝两届任期结束前的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温家宝花了3个小时03分钟面对记者，回答完法新社记者关于“王立军事件”的最后一个提问后，温家宝说，“我认真没有敷衍地回答了记者朋友的每一个问题，整整三个小时了，是不是可以结束了？”

哪国媒体提问机会多？ 美国媒体机会最多

外国媒体获得提问机会美国16年来共28次英国16年来共17次法国16年来共12次日本16年来共11次俄罗斯16年来共10次

中国大陆媒体获得提问机会中央电视台16年来共16次新华社16年来共13次人民日报16年来共12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6年来共8次中新社16年来共3次中国日报16年来共3次农民日报16年来共1次经济日报 16年来共1次中国证券报16年来共1次财经杂志16年来共1次

港台地区媒体获得提问机会香港16年来共20次台湾16年来共17次

16年里哪个国家获得的提问机会最多？中国媒体获得59次提问机会，其中央视获得16次提问机会，每年一次，是所有媒体中最多的。新华社获得了13次提问机会，其中有一次是在“加时提问”期间获得的。不过，如果看“首问”机会，新华社则略胜一筹——曾4次获得第一个提问的机会，比央视多一次。

外国媒体中，美国媒体获得的提问机会最多——28次。其次是英国17次，法国12次、日本11次、俄罗斯10次、德国9次、新加坡7次、印度5次，还有若干来自其他国家的“黑马”，比如南非广播公司、中东社等。

北青报记者梳理发现，近年的总理记者会，港澳台媒体都有提问机会。其中，香港媒体16年获得20次提问机会，台湾媒体则获得17次提问机会，澳门媒体获得1次提问机会。

单就媒体而言，英国《金融时报》16年间9次提问，是外国媒体中获得提问机会最多的。2010年，《金融时报》记者还在温家宝总理的记者会上有幸第一个提问。在我国港澳台媒体中，香港凤凰卫视常获提问机会。1998年，朱镕基总理曾主动要求给凤凰卫视的吴小莉一个提问机会。当时，吴小莉举了几次手，却没得到提问的机会，朱镕基见状后说：“你们照顾一下凤凰卫视的吴小莉好不好，我非常喜欢看她的节目。”吴小莉的名字也因此被更多的观众熟识。

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本报讯(记者罗丹阳)日前，交通运输部有关职责和机构编制调整已基本到位，标志着交通运输大部门体制改革完成落实，交通运输部接手管理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增设了政策研究室，负责综合交通运输的体制改革工作。

大交通部统筹铁路、民航和邮政

此前，交通部长杨传堂在两会“部长通道”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大交通部将于本月14日到位。

去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获得通过，其中提出实行铁路政企分开，将铁道部拟定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统筹规划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发展。去年11月，《中央编办关于交通运输部有关职责和机构编制调整的通知》正式印发，对大交通部的调整方法和架构做出明确说明。

《通知》明确，交通运输部管理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统筹规划铁路、公路、水路、民航以及邮政行业发展。除此之外，交通运输部还负责拟定交通发展战略、政策和法规、指导规划，起草涉及综合交通运输的法律、法规、草案等。

增设政策研究室负责体制改革

此外，《通知》还对交通运输部一些内设机构做出调整。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这些调整也已经基本完成，交通部网站左侧已经有了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和国家邮政局的链接，而在“司局子站”一栏，也已经是最新的机构设置。但在“组织机构”链接内，机构设置仍然显示的是以前交通运输部的架构。

交通运输部增设了政策研究室，负责综合交通运输体制改革的有关工作，并指导公路、水路行业以及地方交通运输体制的改革，此外重大政策研究、新闻宣传和文件报告起草也由政策研究室负责。而以前的政策法规司则改名为法制司。

同时，此前的道路运输司(出租汽车行业指导办公室)调整为运输司，安全监督司(应急办公室)调整为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应急办公室)，将财务司、人事劳动司分别更名为财务审计司和人事教育司。

海上溢油事件将有应急处置预案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的名字后边增加了“中国海上溢油应急中心”。据《中国交通报》报道，交通运输部在大部制改革的同时，牵头组织编制国家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实施。

根据交通部网站介绍，与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公室合署办公的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将负责国家海上搜救和船舶污染事故等应急处置工作、国家海上搜救应急反应机制有关具体工作，以及组织、协调、指挥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等有关工作和防抗海盗有关工作。

对话人：张建南

中央纪委驻最高法纪检组组长

去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公布了最新的派驻机构及与其合署办公的内设机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名单，共51人。

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监督职责。这是中央对派驻机构做出的重大改革。

前天下午广西团审议结束后，列席审议的中央纪委监察部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组长张建南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今年要加大司法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对司法领域内的腐败现象保持零容忍态度。

北青报：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领域进行了很多改革。根据您的工作感受，纪检改革思路是怎样的？

张建南：中央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必须突出主业。聚焦到反腐败这个中心任务上来，主要是抓好监督、执纪和问责工作。过去，纪检监察机关要管好多事，结果是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管不好。现在王岐山书记希望该由纪检机关承担的要做好，不该纪检机关承担的要交还给主责部门，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同时，中央要求纪检部门查办腐败案件要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我理解这样既有利于加强对查案工作的领导，又便于排除查案工作中的阻力。

北青报：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班子成员分别约谈了50多位派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您是不是经常要回去开会？

张建南：去年以来，我参加过两次约谈。约谈的目的是督促纪检组长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过去有一种倾向，派驻的纪检组长期在驻在部门工作，还担任着驻在部门的党组成员，反而和派出机关接触较少，慢慢就淡化了派驻意识。现在中央纪委采取约谈派驻纪检组长的办法，增强了纪检组长的派驻意识。同时对我们也是一个督促，如果工作没做好，回去(中央纪委)没办法交差啊。(笑)现在看来，这样的工作压力，往往能够较好地转化为工作的动力。

北青报：是王岐山书记亲自和您谈吗？

张建南：如果岐山书记本人和这么多纪检组长一对一谈，那谈不过来。中纪委的每位副书记也都分了几位组长。

北青报：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的工作经费由谁负责？

张建南：现在还是由驻在部门来负责。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来，派驻机构的工作经费要在驻在部门的预算中单列，这使纪检组的工作经费得到了更加有力的保障。

北青报：中央纪委提出，纪检组长不得分管与纪检监察业务无关的工作。根据这个原则，您的工作需要重新分工吗？

张建南：除了纪检工作外，我在最高人民法院一直没有分管其他业务工作，但据我所知有的地方法院纪检组长同时还分管信访、立案、行政装备等业务工作，这种情况虽然不多但还是有。按中央纪委要求，最高法现已明确提出，从今年开始各级法院的纪检组长不再分管其他业务工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否则你监督人家，谁来监督你？

北青报：今年在治理法官腐败方面有什么新举措？

张建南：针对个别法官的腐败问题，最高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加大治理力度。实事求是地讲，过去虽然查处违纪案件的力度一直在加大，但个别地方法院在对违纪干警进行处理的时候，还是存在失之于软的问题，觉得现在的法官很辛苦，案多人少，工作压力大，案子办多了难免会犯错，因此处理起来有时下不了手。按照中央的要求，我们现在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要对司法腐败保持零容忍的态度，要毫不手软地清除害群之马，对严重违纪违法、给司法公信力带来严重伤害的法院干警，必须依纪依法给予最严厉的处罚，做到该免职的免职，该处分的处分，该开除的开除，该移送司法的移送司法机关，以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

文/本报记者 关庆丰

在即将闭幕的今年全国两会上，“改革”成为了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把改革作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提出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

引人关注的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作为这一轮改革的领导机构，目前其机构设置和人员构成的轮廓已经日渐清晰。在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共识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点在哪里？最大障碍是什么？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在改革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深度观察

深改组办公室为何设在中央政策研究室

在中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后，其办事机构如何设置一度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此前，外界曾就此有过多种猜测，例如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作为中央深改组的办公室，也有人曾提出把中央深改组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已经确定设在中央政策研究室。

施芝鸿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概括起来是“5+1+1”。“5”就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五个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这五个方面的改革，加上党的建设制度方面的改革，再加上军队和国防改革。这次全面深化改革，实际上指的就是上述领域的改革，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内部机构设置，正好和这七大改革领域的全面深化完全对应。

“在这样的机构设置基础上存量优化，即再添加一两个直接服务于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内设机构，就能成为中央深改组一个很得力的办事机构、咨询机构和信息汇总机构，所以中央这次把深改组的办公室放在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决定是很正确的。”施芝鸿表示，中央政研室长期以来为中央高层的决策提供咨询服务，而且参与中央重要会议和文件的起草，对改革的全局情况非常熟悉。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严格控制机关编制、简政放权方面，在设置改革办公机构的时候也体现出来了。

人员罕见高规格 构成逐渐清晰

根据此前已经公布的信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担任组长，三位副组长分别为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四名正副组长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的高规格人员配置被认为体现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权威性以及改革的力度。

在此前央视公布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道和电视画面中，除了上述四位正副组长外，参加会议并在里圈就座的官员还包括(注：按央视摄像机拍摄顺序排列)：马凯、刘延东、许其亮、汪洋、赵乐际、杜青林、王晨、周强、张庆黎、王正伟、王沪宁、刘奇葆、李建国、孟建柱、栗战书、赵洪祝、郭声琨、曹建明、周小川等领导同志。

根据报道，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任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两名副主任分别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潘盛洲。

官方媒体近日发布的消息显示，3月6日下午，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兼省委改革办主任岳亮在北京拜会了中央改革办专职副主任穆虹，这是穆虹首次以中央改革办专职副主任身份在媒体上亮相。资料显示，穆虹长期在国家计委、发改委工作，分管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大项目稽查。潘盛洲则是农村政策学者出身，主要研究非公经济、新农村建设与农民教育等问题。

此外，深改组成员还包括来自中央直属部门、国务院各部委以及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的领导，分别构成6个专项小组。

除了中央层面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外，全国各省份也已经相继成立深改组，除个别省份外，绝大多数省份已公布了组长、副组长名单，且组长均由各地党委“一把手”担任。此外，证监会、环保部、保监会、国资委、银监会等部委也已成立深改组并公布了领导名单。

336项改革举措已分解到专项小组

在内设机构和人员组成的轮廓已经日渐清晰之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事实上也早已经在陆续推进。

根据公开报告梳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分别于1月22日和2月28日开过两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召开了这两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2月28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还有7年时间，起跑决定后程。2014年工作抓得怎么样，对起好步、开好局意义重大。要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真抓实干，蹄疾步稳，务求实效。

据施芝鸿介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列出的336项改革举措全部分解到位，明确了各项改革举措的牵头单位、参加单位和成员单位。下一步将在集中各方面智慧的基础上，尽快确定这一轮改革的突破口。

权威声音

全面深化改革很快就要进入“施工期”

施芝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好像指挥三大战役的前敌委员会

北青报：改革领导小组的功能，将来会承担更多类似于智囊机构的功能，还是会有更实际的权力来推进改革？

施芝鸿：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四个方面的功能，而不仅仅只是智囊的功能。中央成立深改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总体设计包括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设计，统筹协调就是上述“5+1+1”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个办公室来协调，还有推动和落实的问题。所以它不只是智囊机构。打个比方，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整个改革的前沿指挥部，而设在中央政研室的办公室则好比是前沿指挥部的一个参谋机构，就像毛主席当年指挥打三大战役时的前敌委员会。

这个机构没有自己特殊的部门利益

北青报：有人担心，深改组办公室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发改委？

施芝鸿：绝对不会，中央的深改组本身是一个超脱于现有的各个部委办和各个地区的机构设置之上的，高层的、权威的改革领导机构，这个机构没有自己特殊的部门利益，也就是没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它完全是站在全党、全国、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履行上述四个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功能。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办公室所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也是清水衙门中的清水衙门，不批权也不批物，没有权力寻租的空间，没有权钱交易的可能，能够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来协助设计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思路、分层对接思路，并针对改革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及时向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意见和建议，来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打赢这场改革攻坚战。

短时间内分解336项改革举措

北青报：深改组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具体运作了？

施芝鸿：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开了两次全体会议，习总书记作为组长，在两次会议上都作了重要讲话。经过这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工作，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六个专门小组，以及设在中央政研室的办公室，已经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列出的336项改革举措全部分解到位，而且梳理后，正在明确每个领域的改革重点，很快就要进入“施工期”。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办公室的工作是紧张的、高效的、尽职的。在春节期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六个专门小组的好多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没有休息，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分解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列出的336项改革举措的牵头单位、参加单位和成员单位。

深改突破口或在“法治国家建设”

北青报：改革千头万绪，那么深改组推进改革的突破口会在哪里呢？

施芝鸿：关于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我们全国政协社科界的刘树成委员是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人员，在中央领导同志来听取我们联组讨论的时候有个发言。他在发言中认为，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加强法治国家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法治化，他建议中央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插了一句话，“刘委员，你的意思是说把法治建设作为突破口吗？”刘树成委员说“对”，中央领导同志颔首表示肯定。我当时注意到这个细节。

现在究竟怎么来选择改革突破口？我想下一步深改组包括下设的六个专门小组，以及设在中央政研室的办公室，会及时汇总梳理各方面的意见，还有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成立的各地的深改组，他们也会梳理出来意见，最后还会有一个更完整的汇总，最终找出真正的突破口在哪里。我认为，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领域，像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经济特区，都成为了“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改革举措。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会怎么选择？刘树成委员提出的这个思路不无道理，如果法治是突破口之一，那法治领域更具体的突破口落在哪一个措施上？这还要寻找。

我相信，在集中各方面智慧的基础上，这个突破口会尽快明确的。

要突破思想观念和利益固化藩篱

北青报：这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在哪里？

施芝鸿：障碍有两个，一是思想观念的障碍，一是利益固化的藩篱。小平同志南巡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是要解决“怎样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有效率的，也是公平的，既是能够激发活力的，也是能够便于治理的，能够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打破目前市场秩序失序、市场规范失范所导致的种种不公平竞争，以及大家反映强烈的各个方面的利益差距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在这一轮改革中搞好了，我们就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发展，也使我们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现代化。

委员建议

迟福林：地方深改组不能流于形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深化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利益调整，每一项改革背后都是利益关系。建立深改组的最大目的就是在协调利益关系上发挥重大作用。

而对于如何协调，迟福林认为，有些部门的改革方案不能“自己改自己”，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包括部门立法等都需要征得深改小组同意，需要协调和上报；此外，改革有了方案后需要推动，深改小组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各地成立的深改组，迟福林认为不能流于形式，也不能成为一个秘书班子，应该成为强有力的专门的工作协调机构，此外还要和社会各方面结合，吸取多方面意见和建议，才能推动改革。

迟福林强调：“没有强有力推动的改革很难，今天的改革应该靠强有力的推动，但这种强有力的推动不该等同于集权。”

王长江：不能有绕难题走的惯性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改革路径是先易后难，从最能形成共识的方面渐进改革。但当前已进入全局式改革阶段，不能再有绕着难题走的思维惯性。

王长江认为，深改组将改革权收回中央，是打破现有权力格局，进行重新配置。同时，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将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里面既包含权力集中，也包含给地方积极性，意在科学分配权力。

王长江还曾提出建议，顶层设计机构应该由退休老同志、中立的学者智囊和民主党派人士构成，这些人熟悉经济、政治、社会工作，但又不具体执行、没有实权，能够比较超脱独立地进行设计。

文/本报记者 孙昌銮 制图/潘璠

昨日，人大代表们拿到厚厚一叠审议后的工作报告修改版，这其中就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修改情况说明。海南团一名基层代表注意到，最高检报告共有12处修改。

代表们反映，其中两处改动最大，均与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相呼应。

其中一处，将第13页“坚决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修改为“坚决打击黑恶势力、严重暴力、涉枪涉爆、电信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

在前日的两高报告审议中，抚顺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凌斌代表就曾发言，建议两高对三类案件提起关注：第一类就是拐卖妇女儿童。当时，全国人大代表、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恰在辽宁团参与审议。

“这种恶案，老百姓深恶痛绝，处理和打击要让群众满意，要依法处理。”孟凌斌加重语调，曹建明含笑点头，后认真记录。

另一处修改是在报告第13页的“维护网络社会安全”之后，增加“积极参与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依法严惩侵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等犯罪。”

据媒体此前报道，由于近期暴力伤医事件接连发生，如何遏制涉医违法犯罪，也成为代表、委员们最关心的议题之一。其中，全国政协医卫界、农工民主党，均以界别、党派提案的形式，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尽快阻止医院暴力事件再发生，维护医疗秩序，维护医生的尊严和生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医卫界别90位委员联名向大会递交“紧急提案”，建议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并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尽快制定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

文/本报记者 孙静

相关新闻

最高法修改工作报告

增“保护非公有制企业财产权”

报告中增加了“加强对国有企业改制等案件的审理”、“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财产权的保护”的表述。这是因为法院要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司法保障，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稳中求进提供司法保障。

一年开端看两会，神州劲涌改革潮。

不负13亿人民重托，代表委员们热议改革，凝聚共识，信心满怀。“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政府工作报告话语铿锵，全面深化改革号角嘹亮。

民之所盼，政之所为

——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彰显公平正义，调动发展积极性

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新开工保障房700万套以上……从就业、教育、收入，到住房、社保、医改，政府工作报告对民生问题一一回应。

收入是民生之源。“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政府工作报告说到了收入分配的点子上。”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元庆委员说，相信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与GDP增长同步的居民收入增长机制逐步建立，百姓钱袋子更鼓，收入差距也有望逐渐缩小。

直面“看病难”、“看病贵”。报告提出坚定不移推进医改，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好这个世界性难题。“这让我们对进一步深化医改更有信心。”江苏省卫生厅厅长王咏红代表说，政府主要是管基本、托好底，非基本的医疗保健需求交给市场去做。江苏已建成了一个覆盖城乡的15分钟健康服务圈，下一步要鼓励各类资本进入医疗保健领域，让更多人方便就医。

“舌尖上的安全”不容忽视。“‘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让百姓感受到本届政府治理餐桌污染的决心和勇气。”民建陕西省委副主委周新生委员表示，只要对违法违规企业重拳打击，构建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一定能编织好“舌尖上的保护网”。

要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报告关注‘夹心层’的住房需求，提出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应。”湖北省黄石市市长杨晓波代表说，今后要进一步通过市场杠杆促进保障房建设和分配的公平公正，逐步覆盖新生代、外来务工者、城市“夹心层”等群体。

用深化改革促民生改善、以民生改善聚改革能量，二者良性互动，助推发展。

冲破藩篱，啃硬骨头

——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释放发展新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从何处发力？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政府工作报告直面“深水区”难题，从最突出的瓶颈改起。

审批程序繁杂是代表委员们提及最多的问题之一。“首先从政府自身做起，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湖北咸宁市市长丁小强代表认为，简政放权实际上就是强化市场之手，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市长”和“市场”相辅相成、优势互补，才能协同发力。

财税体制改革是重头戏。“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广西来宾市市长白希代表说，中央提出的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要真正厘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税制改革不停步，金融改革再加力。“‘进一步扩展小微企业税收优惠范围’，报告说到我们企业家心坎上了！”华峰集团董事局主席尤小平代表说，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能激活“一池春水”，更好地浇灌实体经济之树。

打破城乡二元制度藩篱，是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市长林宽海代表说，农业现代化是城乡一体化的短腿，“作为粮食主产区，我们要继续夯实农业发展基础，推进农村改革，优化粮食加工、食品制造产业布局，实现以农促工，以工带农，开辟商品粮产区经济发展新途径。”

代表委员们表示，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一定能实现改革与发展的共赢。

关键之年，背水一战

——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谋取改革最大公约数

“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决不能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努力使每一个孩子有公平的发展机会”……政府工作报告里一句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成为社会各界对改革的共识。

政绩观在转变。“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一时增长。”广东珠海市市长何宁卡代表说，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让人民群众既享有富裕生活，也享有青山绿水。唯有不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绿色GDP”，才是真正造福于民的“绿色财富”。

“报告明确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淡化了GDP考核，强调科学发展，对此应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江苏省扬州市市长朱民阳代表说，今后将结合本地实际，在自然资源等各种硬约束趋紧的情况下，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模式，要更多地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生产力。

江苏省环保厅厅长陈蒙蒙代表深有感触地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和雾霾等问题，是‘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陈蒙蒙说，江苏已明确提出要对地区的环境质量负总责。“环保问题怎么考核、怎么问责？我们将抓紧制定细则方案。”

“改革千头万绪，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注重内在逻辑，有序展开。”何宁卡认为，改革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张蓝图绘到底，抓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

一年之计在于春。全面深化改革，走起！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13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把粮食安全问题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议题也引发了代表委员们持续热烈的讨论，大家呼吁应当加快粮食法出台的步伐。

粮食安全必须警钟长鸣

“我国粮食产量十连增无疑是个奇迹，但尽管这样，一定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大势有清醒的认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对本报记者说，“现在供求平衡压力很大，将来挑战更为严峻——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柯炳生指出，粮食安全不仅是指口粮安全，口粮我们基本自给没问题，但还要考虑到饲料粮和转化产品。“我国去年进口了6338万吨大豆，一部分用来榨油，一部分作为饲料。这些大豆如果在国内生产，需要额外耗费5亿亩以上的土地。”

柯炳生表示，随着经济水平提高，人们的消费偏好发生变化，原粮消费越来越少，转化产品消费越来越多。“未来粮食需求持续增长，新增的需求主要不是口粮，而是饲料粮。如果饲料粮供应不足，导致肉禽蛋奶大幅涨价，也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张晓山深有认同。“当前，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复杂，确保粮食安全的任务难度越来越大。粮食安全的警钟必须长鸣！”张晓山说。

科技促粮食增产农业升级

如何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固原市市长马汉成对本报记者表示，我们需要不断提升粮食的产量与质量。“在我看来，这需要做到四点：一是改良、修复、提高现有土地产出能力，在18亿亩耕地红线基础上，尽最大能力挖掘产出效率；二是上水利工程、垦宜农荒地，增加生产能力；三是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装备现代化、产品品牌化、经营组织化，保障农田收益和种粮积极性；四是治理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保障土地产出食品的安全。”

“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农田越来越少，水资源越来越少，农业劳动力越来越少，劳动力价格越来越高，而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生产出更多、更好、更安全的农产品。”柯炳生直言。“应对挑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如制定支农惠农政策、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改进生产组织形式，但长远来看，最根本、最关键的要素，还是农业科技创新及其推广应用。”

柯炳生表示，农业科技不仅指研发、培育优良品种，还包括机械化、深耕、灌溉技术等很多方面。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才能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单产量，并推动传统农业升级，实现现代化。“我有两点建议：第一，不断增加国家农业科技投入，争取农业科研投入强度(即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到2020年达到1.5%以上。第二，积极推进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柯炳生说。

今年将加快制定粮食法

“确保粮食安全应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纳入政绩考核，用粮食法等法律给饭碗戴上‘护身符’。”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农业厅厅长朱孟洲提出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制定粮食法列入了今年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据悉，2012年初，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国家粮食局负责起草的粮食法已公开征求意见，至今两年有余了，但法律迟迟未出台。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全国人大广西代表团有30余名代表联名，准备提交一份加快制定粮食法的议案。

3月9日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表示，通过立法把中央关于粮食安全的大政方针确定下来，是十分必要的。他介绍称，粮食法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包括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宏观调控、保障措施等，其中有三个重点：一是保证粮食的供给能力，调动主产区和生产者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二是分清责任，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责任，产区和销区的责任。三是对粮食的宏观调控作出规定，全国一盘棋。

刘振伟说，现在国务院法制办正在征求意见，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已经介入，准备加快粮食法出台的步伐。

八闽“五福”之美 源于大自然恩赐

我省代表委员关注生态省建设，对本报提出的“福天福地福山福水福气”很认同

东南网3月13日讯（海峡都市报两会报道组 特派记者 练仁福 周锡银 江方方 王勋 马海涛) “人间福地好福气，清新福建任呼吸。”元旦以来，以此为口号的福建旅游形象宣传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黄金时段播出，亮出了福建“生态旅游”这“金字招牌”。今年全国人大会议福建代表团开放日上，“生态”依然是海内外媒体竞相追逐的热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省委书记尤权、省长苏树林也分别对此作了精辟阐述。

八闽宝地，福天、福地、福山、福水、福气。本报一直倡导的“五福”理念，也得到了我省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认同，他们表示“五福”是福建好生态形象生动的诠释，“清新福建”是大自然的恩赐，若想永葆清新，还需要好的制度保障以及每一位八闽儿女的共同努力，希望新一轮的改革，推动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统一。

“五福”诠释福建生态好内涵

“福建生态的好名气越来越大，对此我深有体会。”已是第七年参加全国人大会的林欣欣代表说，在接受各路记者采访时，自己现在时常被问起生态保护的问题;在与其他省的代表碰面聊天时，大家经常主动提起福建好生态。“现在我们的森林覆盖率是65.95%，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还是全国唯一一个水、大气、生态环境全优的省份，生态是我们福建人的骄傲。”林欣欣说，“五福”很形象、生动地诠释了福建生态好的内涵，“福字的提法，很有福建特色，有助宣传推广”。谢智波代表则表示，“五福”是大自然的厚礼，是福建最响亮的名片，也是每一个福建人的骄傲。

对于“五福之美”，郑家建委员说自己深有体会。他说，出差坐飞机回到福建时，从空中就能看到满眼青翠，从机场回家沿途同样是绿得很养眼，“‘五福’的福建，沁人心脾。”他说，生态不止于自然，生态还要有人文的内涵，自然之美加人情之美，就能展现出“五福”的更大魅力。

如果环境出问题只能怪自己

代表委员们表示，“五福”是大自然对福建人民的恩赐，是全省干部群众长期以来共同维护的成果。现实发展中，“五福”的保护仍然面临很大的压力，清新福建要永葆清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进则全胜，退则全败，一丝一毫都大意不得，马虎不得。

谢智波代表说，保护青山绿水，绝不能停留在口头上，“空气、水等生态体系很脆弱，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福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如果环境出了问题，只能是怪自己，怨不得别人，更加愧对子孙后代。”

骆沙鸣委员说，福建的森林覆盖率高，空气质量好，但是我们不能骄傲自满。福建当前还需要保持比全国更快一点的发展速度，发展的压力给“五福”呵护带来不小压力，这种情况下，更要注重对生态的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来之不易的宝贵财富，一旦丢失很难再找回来。”

“福建的生态底子好，更需要爱护，不能让这些乱象玷污了，再厚的生态底子都经不起折腾。”吴志明委员则表示，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里垃圾乱烧，污水直排，粉尘满天飞，乌贼车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都是“五福”杀手，需要提高警惕，加强治理。

深化改革释放更多“绿色福利”

在采访中，多位代表委员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的宣言，表明了政府守护环境的决心，“五福”的福建，在守护治理方面同样要有强音与重拳。

对于城市乱烧垃圾、污水直排、乌贼车等行为，林欣欣代表表示，政府部门要加大惩处力度，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处罚规定，在执法人员的配备、执法能力提升方面都要进一步改善，“绝不能让小部分人破坏了这宝贵好生态”。

郭军代表则表示，“五福”建设不能光喊口号，要落实到行动上。还有代表聚焦改革，希望通过生态保护机制创新，特别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释放更多“绿色福利”，推动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统一。

生态是福建最具竞争力的优势，我们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打造山清水秀、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

——省委书记尤权

生态是福建的优势、出路、责任。生态保护要有坚定的决心，要“肯出血、敢割肉”。

——省长苏树林

（两会议政录）张全代表：加强以流域为单位的水环境管理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２日电（记者仇逸、何欣荣）针对我国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事故、纠纷不断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建议，借鉴当前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的做法，加强以流域为单位的水环境管理，上中下游一盘棋，更好地保护环境。

张全介绍说，从２００８年《水污染防治法》修订实施以来，我国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水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根本遏制。根据环保部公布的环境状况公报，２０１２年度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河流、西南诸河和西北诸河十大流域中，Ⅳ到Ⅴ类水占到２０．９７％，劣Ⅴ类水占到１０．２％，有些甚至影响流域周边居民的饮用水安全。由于流域缺乏统一规划，上下游之间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不协调，监管未形成合力。当地区经济利益与流域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某些地方往往以牺牲下游的环境作为发展本地区经济的代价。有些地方甚至将污染严重的行业布局在地区边界。

“如何建立合理的流域管理体制机制，是加强流域管理的关键。”张全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的领域管理委员会，通过立法建立流域间的协同合作长效机制。张全还建议，探索在流域上下游之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跨地区界断面的水质监测数据为依据，确定一个具体水质标准，上游水质好于这一水质标准的，下游给予上游补偿；上游水质劣于标准的，上游给予下游补偿。

（两会议政录）优惠政策面临清理　西部地区如何“筑巢引凤”——代表委员建议加快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增强地区“吸金力”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２日电（记者 侯大伟、张艺、叶建平）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为了吸引国内资金投资不断“比拼”政策优惠力度，甚至一度出现“零地价”“低税收”“压低最低工资标准”等“过度优惠”。但随着形势变化，有些政策正在面临清理和调整，对于刚刚进入产业发展期、招商发力期的西部地区来说，未来招商引资的关键在哪里？

一些代表委员说，相比东部地区，政务环境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必须加紧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优化政务环境，从而提升招商引资的“吸金力”。

全国人大代表张德明说，相比既占地理优势又得改革先机的东部地区来说，西部地区发展长期处于被动，艰难的招商引资背后往往都有各类优惠政策作为蛋糕以增强吸引力。“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逐步走向规范、有序，这些政策也到了梳理和反思的时候了。”

事实上，一些过度优惠政策也加剧了地方兑现的难度，往往成了“夹生饭”，有的因违背国家和省里的政策法规，被禁止执行；有的因宏观政策作出调整后，难以执行；有的因地方财力困难，无力执行；还有的因为地方换了领导，不想执行……因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常常出现“说的”和“做的”不一样而频频引发纷争，反而更影响地区的投资环境。

当各自为政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难以为继时，西部地区如何进一步吸引投资成为摆在各地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福能提出，加快营造统一、规范、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成为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从简化行政审批事项入手，为企业创造便捷、高效的经营环境，应当成为各个地方政府“筑巢引凤”的新举措。

“行政审批项目多、以批代管问题突出，使市场主体活力不足，群众反映强烈。”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启阳集团董事长王麒说，西部地区应当将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作为改革方向，不搞“数字游戏”，尽量直接取消、下放，少作合并。

“加强法制政府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从细节处、问题处着手，不断深化、长期坚持。”全国人大代表、遂宁市长何华章说。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革新建议，每一项取消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还要制定后续监管办法；建立事前评价、合法性审查、事后评估和纠错制度；建立政民互动机制，对公民、法人反映强烈的现有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公共服务等事项，相关部门要重新评议。

耿福能代表认为，要让改革动真格、见长效，还须“制度＋科技”，编织一张深化改革“保障网”。例如，可以加快运用行政审批通用软件，查看哪个事项办理快超时了，及时点击发出催办提醒。

“在过去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一度落后的西部能否抓住这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机会，赶上东部地区值得期待，更值得企业界和国内外投资者的想象。”王麒代表说。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２日电（记者 吉哲鹏）“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经常被‘单独编班’，被公办学校的城市学生排斥；由于没有学籍，成绩因此不计入教学考评，甚至没有机会参加荣誉称号评选和一些体育竞赛，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平等地接受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全国人大代表阮永川说。

阮永川是云南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人，在工地上干过多年的泥瓦工。在调研后，他带来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大城市校舍建设来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的建议》。

阮永川介绍，在调研中发现当前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机会不平等和就学过程不公平。比如，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公立学校主要是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的学校和城郊的乡镇学校。不少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以赢利为目的，办学成本被降到最低，教学设备缺乏、管理水平低、师资力量弱，甚至存在安全隐患。

“尽管农民工子女基本有学可上，但享受的是比公办学校低得多的待遇。一些农民工流入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城市本位观念严重，不落实国家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财政补贴、改善教学环境的政策，反而以地区、部门利益为重，以办学规模太小、条件太差等不合规范为由将学校关闭。”阮永川说。

阮永川建议，解决现有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就必须调整现有义务教育格局，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完善社会捐赠机制，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发挥公办学校主渠道作用，充分挖掘公办中小学潜力。

“各地应合理调整和完善学校布局，新建、扩建一批学校，尽可能多地接受农民工子女就学，降低入学门槛，简化入学手续，不得随意设置入学条件限制，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和当地学生同等对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阮永川说。

阮永川认为，农民工子女在短时期内完全进入公办学校就读还不现实，必须进一步发挥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作用，将其纳入民办教育管理范畴，制定审批办法和设置标准，在办学场地、办学经费、师资培训、教育教学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农民工的‘身份’问题，才是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的根本所在。对此，应逐步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逐步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吸纳有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使其子女真正享受‘同城待遇’。”阮永川说。

新华网北京3月12日电（记者杨玉华、刘美子）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市市长张庆军建议，进一步完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并给予这些城市在政策、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及环保项目等方面的支持。同时将长江中游城市群纳入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并支持重大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布点。

全国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处我国东西南北联接交汇处和长江经济带中间腹地，是未来国家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主阵地和支撑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开发建设是实现由“沿海发展”向“沿海与沿江比翼发展”转变的重大战略，是打造中国“第四增长极”的重要举措。

为此，张庆军建议，将长江中游城市群纳入全国新型城镇化示范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四个省会城市推进新型城镇化有着坚实的基础，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议加快制定《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体规划》，将长江中游四个省会城市纳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范围，加大规划、建设的指导力度，更好地引领区域融合创新发展，全力打造长江中游新型城镇化示范标杆。

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基础设施相对滞后、比较薄弱。张庆军建议，国家加大对四个省会城市城际快速通道、跨长江通道、高速公路、重要客运枢纽、水运航道与港口、航空枢纽与配套支线机场等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快构建长江中游环形综合立体交通运输网络，支持四个省会城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储备战略基地建设，加大对四个省会城市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夯实区域发展基础。

在支持重大产业专项布局方面，张庆军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在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产业、新材料、新能源、现代物流、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有着良好的基础和较大的优势，建议国家在重大产业项目布局时予以倾斜，支持长江中游城市群创建一批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张庆军表示，长江中游城市群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加强这一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对长江下游有着积极和重大的影响。建议国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四个省会城市加强河流、森林、湿地和农田保护，深入推进土壤污染、大气污染治理，加大低碳城区、低碳城镇、低碳社区、低碳园区、低碳企业、节能环保产业基地等建设支持力度，优先保障“一江三湖”（长江、鄱阳湖、洞庭湖、巢湖）及汉江、赣江、湘江等流域生态屏障安全。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２日电（记者张旭东、娄辰）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建立自然人、法人统一代码。信用建设举措纳入今年政府工作。的确，全面深化改革年，信用建设更应大步向前。

假冒伪劣、信息诈骗、商业造假……林林总总的失信行为，凸显出信用建设的艰巨。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没有一个完备信用体系的支撑，就会增大改革的成本，削减创新的能力。

当前，互联网金融和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各种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对强化信用建设提出全新要求；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诸多改革任务，需要信用体系提供保障；进一步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为人民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推进政务诚信建设也尤为重要。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政府信息共享，其实质就是督促各部门打破藩篱，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只有这样，方能建立起真正的信用平台。

真正的信用体系建立起来，能够发挥扬善惩恶效能。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对违背市场竞争原则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剑指失信行为。一些代表委员也呼吁，要加强信用立法工作以夯实诚信基础，便于规范信用活动中的利益关系。

“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年，也应是加大信用建设力度之年，让诚实守信成为全社会共同追求，为改革和发展增添新力。

“50多年来，全国有100多种地方戏萎缩、消亡。”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文联兼职副主席倪惠英说，目前全国地方戏发展情况堪忧，建议国家建立戏曲传承保护系统，由各地承担起责任保护当地的戏曲。

改制后地方剧团多陷入绝境

1956年，我国对全国的地方戏曲做过调查，有360多个剧种；而前几年统计，地方戏剧已萎缩到100多种，另有一种统计说是200种左右，“这50多年萎缩了至少100多个剧种。”

为什么会这样？倪惠英在广东调查时发现，广东的地方剧团体制改革后，地区或县级市的剧团生存状态堪忧，“体制改革后很多地方政府对剧团‘一推了之’。”倪惠英说，有些剧团改成企业后，政府一年只给一二十万，象征性地给一些补贴，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倪惠英建议，要把地方戏曲事业纳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可以根据不同行政层级和不同的传播区域，分级别、分地区建立一套传承保护系统”。她举例说，国家层面负责保护京剧、昆剧，地方层面保护地方剧种，如广东负责保护粤剧和潮剧。

“政府不需要很多投入，而为社会换回的文化服务是很多的。”倪惠英举例说，广州一年用不到一个亿扶持粤剧，粤剧为广州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为市民的文化生活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

中国戏曲学院不能只重京剧

“地方戏剧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后继乏人。”倪惠英说，尤其是编剧人才，由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冲击，很多编剧流失，年轻人又不愿意走入这个行业，造成了人才断层。她建议国家扩大地方戏曲人才的培养力度，“比如说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应该在保持话剧、京剧人才培养传统和教学优势的基础上，扩大多面向、多剧种、多专业、全方位的戏曲人才培养教育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或中央戏曲人才教育基地。”

倪惠英说，目前中国戏曲学院主要培养的是京剧人才，“但既然是中国戏曲学院，就要扩大人才培养的范围，我国还有很多大剧种，粤剧也是其中之一，还有越剧、黄梅戏、秦腔、豫剧，戏曲学院应把这些戏剧人才的培养任务都承担起来。” (特派北京记者夏杨报道)

（两会授权发布）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二次会议举行

张德江主持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二次会议1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作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和修改情况以及决议草案代拟稿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王晨作的大会秘书处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和修改情况以及决议草案代拟稿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王晨作的大会秘书处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王晓、陈斯喜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草案代拟稿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万宾作的大会秘书处关于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会议同意将上述决议草案、决定草案和报告提请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审议。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王胜俊、陈昌智、严隽琪、沈跃跃、吉炳轩、张平、向巴平措、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张宝文、陈竺出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