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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央广网记者]总理,您好。我的问题是关于雾霾天气。现在我们看到老百姓对雾霾的抱怨越来越多。我们也注意到,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用了“宣战”这个词,这在以往是没有的。请问总理,“宣战”到底意味着什么?

[李克强]我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这是因为这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许多人早晨一起来,就打开手机查看PM2.5的数值,这已经成为重大的民生问题。

我们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可不是说向老天爷宣战,而是要向我们自身粗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来宣战。我们去年出台了国务院治理大气污染的十条措施,在161个城市进行PM2.5数值的监测,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多的。这不仅是要让人民群众提高自身防护的意识,更是给政府增加责任。今年我们主动加压,加大降耗力度,也就是确定能源消耗强度要下降3.9%,而去年实际完成是下降3.7%,这意味着要减少2.2亿吨煤炭消耗。

对包括雾霾在内的污染宣战,就要铁腕治污加铁规治污,对那些违法偷排、伤天害人的行为,政府绝不手软,要坚决予以惩处。对那些熟视无睹、监管不到位的监管者要严肃追查责任。

当然,雾霾的形成有复杂的原因,治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等风盼雨,还是要主动出击,希望全社会,政府、企业、社会成员,大家一起努力,持续不懈地奋斗,来打这场攻坚战。谢谢。

[新华社和新华网记者]总理你好,房地产问题一直是社会持续关注的问题,今年两会上也有代表委员提了很多的建议和意见。那么请问总理,政府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路和新的举措?谢谢。

[李克强]房地产问题是个大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居民住房问题。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这应该是政府奋斗的目标。我们需要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不同城市的情况,分类施策、分城施策。

政府还是要用更多的精力、更大的力度来解决好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问题。现在我们国家城镇集中连片的棚户区还居住着上亿人,可以说不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几百个人一个旱厕,特别是北方,到了冬天居民入睡要带着棉帽、穿着棉衣,这可以说是政府心头之痛。所以今年我们要继续加大棚户区改造的力度,至少要再改造470万套以上。

当然,我们也要推进公租房等保障房建设,并且实行公平分配,让新就业的年轻人和长期进城务工的人员缓解住房困难。在这方面,我认为干一寸胜过说一尺。对于合理的自住需求,也要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包括增加普通商品房供应。对房地产市场则是要因城因地分类进行调控,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重在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谢谢。

[台湾东森电视台记者]总理,您好。我们都知道两岸现在迎来了一个好的机遇,在今年过完年之后,两岸主管事务部门负责人见了面,而且习主席也与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见面,并且发表了重要谈话。我的问题是,两岸现在的交流以及互动非常密切,大家也非常希望两岸关系有新的突破。请问您对新的一年两岸关系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谢谢。

[李克强]两岸是手足同胞,一家人,此话可以说常讲常新。你刚才列举了两岸关系进展的一些事实,我也想讲一件很有趣的事。去年两岸的媒体共同把“进”字作为两岸年度汉字。这个字可以说反映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趋势,也反映了两岸民众的期待,我也期待着在新的一年两岸关系有新的进展,再进一步。

我认为两岸关系中重要的内容是人员往来和经贸合作。去年两岸人员往来已经突破8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希望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好势头。两岸还在就ECFA后续协议进行商谈,希望早出成果,造福两岸的民众和有关企业。借此机会也请你转达我对台湾同胞新的一年的祝福。谢谢。

[中国日报记者]总理您好。您在报告里讲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还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举措,那么今年您觉得最应该从哪些领域突破?谢谢总理。

[李克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要把改革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我回想了一下,去年以来国务院开了40次常务会议,其中有30次是研究改革相关的议题,即使是其他议题我们也是在用改革的精神研究和推进的。其基本取向那就是让市场发力、激活社会的创造力,政府尽应尽的责任,让人民受惠。

这也使我回想起30多年前,我在农村作村干部,那时候起早贪黑,恨不得把每个劳动力当天干什么都给定下来,结果呢?到头来就是吃不饱肚子。后来搞承包制,放开搞活,农民自己决定干什么、怎么种,几年时间温饱问题就解决了。当然,我们现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目标要有个过程,但古人说“吾道一以贯之”,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假以时日,必有成效。

[美联社记者]我想请问李总理,您如何评价中美关系的现状,如果要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的话,两国面临的障碍有哪些?中方希望美方做出哪些改变?谢谢。

[李克强]中美关系实质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去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庄园会晤达成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那就是互不冲突、互利共赢。

当然,中美因为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对一些问题存在分歧,这是客观的,在合作当中有摩擦也是事实,但这是合作中的“烦恼”。

我们只要相互尊重,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好分歧,平等磋商,尤其是注意扩大中美的共同利益,就可以提升中美关系的水平。

中美的共同利益可以说是远远大于分歧,去年我们双边贸易额达到5200多亿美元,粗略算的话,每一个工作小时,中美之间可能有1亿美元的生意已经做成了。何况我们现在还正在进行中美投资协定的谈判,中美合作的潜力巨大,要在增强互补性上多做文章。所谓智者求同,愚者求异,变是向有利于中美双方、有利于两国关系稳定的方向去走,还是要择宽处行,谋长久之利。谢谢。

[香港商报记者] 请问总理,很多香港的民众都认为,面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发展,有很多人都认为香港竞争优势遭到了很大的弱化,请问总理怎么看香港的发展前景?谢谢。

[李克强] 这几年,世界经济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在这种严峻复杂的环境下,香港能够站住脚跟,保持繁荣,本身就表明香港经济有竞争力。香港在祖国内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现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升级,也给香港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中央对港澳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央政府也会继续支持香港,保持并且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内地在进一步扩大开放服务业,香港在这方面是有专业优势的,近水楼台可以先得月,我相信香港同胞历来是有着敢拼能赢的精神,会在未来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保持繁荣。谢谢。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许多投资者认为,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会继续放缓,会低于确定的7.5%增长目标。在不采取更多刺激政策的前提下,您所能接受的最低增速是多少?

[李克强]我刚才讲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偏悲观的报道我看到了,而且也注意了。我们在去年并没有采取短期刺激政策的情况下能够实现经济预期目标,为什么今年不可以呢?

当然,我不否认今年可能会有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之所以把经济增长率定在7.5%左右,考虑的还是保就业、惠民生,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我们更注重的是数字背后的民生、增长背后的就业。

这使我想到上个月23号,G20,也就是20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布了一个公报,提出要在原有政策可达到的水平上,把GDP在5年内再提高2个百分点,以增加就业。在我的印象当中,G20这么说可能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主要经济体更加看重增长和就业的关系。

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也难以增加社会财富。我在基层曾经访问过一些“零就业”家庭,一个家庭没有一个人就业,真是毫无生气,没有希望。现在我们全国每年要新增城镇劳动力就业1000万人以上,还要给六七百万新增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留有一定的空间,所以要有合理的GDP增速。

当然,我们既然说GDP增长的预期目标是7.5%左右。左右嘛,就是有弹性的,高一点,低一点,我们是有容忍度的。至于你说可以接受的下限是什么,那就是这个GDP必须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使居民收入有增长。我们不片面追求GDP,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贴近老百姓的GDP,提高质量效益、节能环保的GDP。谢谢。

[中央电视台、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总理您好。我注意到您在之前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到今年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所以我想就这个话题请您展开来给我们具体谈一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话题也是您在去年的记者会和今年的报告当中特别强调的一点,关于这一点在采访的时候我听到大家对这项改革有很多的好评,但是说实话我们也听到了不少的抱怨,比如说现在在有的部门依然还存在着办事难的现象,有的部门可能是把次要的权放出去了,但是重要的权还留着。所以我特别想请问总理,关于简政放权的措施您认为怎么样才能真正地落到实处,要减到什么样的程度这项改革任务才算是基本完成了?谢谢。

[李克强]去年,中央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改革的先手棋,我们确实下了不少的力气,到现在一年的时间,仅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审批事项就有416项。更重要的是它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给企业松绑、让市场发力。结果企业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了,有个统计数字也可以表明这激发了市场的活力。

去年新注册企业增加了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这是十多年来最高的。这也表明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想简政放权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点。

当然,放并不是说政府就不管了,我们讲的是放管结合。要让政府有更多的精力来完善和创新宏观调控,尤其是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对一些搞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蓄意污染环境,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行为,那就要严加监管、严厉惩处。

放管结合都要体现公平原则。当然,我们在推进简政放权当中,也确实遇到了像避重就轻、中间梗阻、最后一公里不通畅等问题。开了弓哪还有回头箭?我们只能是一抓到底、一往无前。

[英国路透社记者]想请教总理,有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去年增长7.7%。请问总理,您上任一年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再有就是您觉得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哪些?谢谢。

[李克强]我确实很佩服你们这些驻华记者,能这么流利地说中文。

要说去年最大的挑战,那还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挑战。一度中国的中央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金融领域还有所谓“钱荒”,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超过了13%,而且用电量、货运量的增幅也大幅回落。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舆论,说中国经济可能要硬着陆,还给出了指标,说增长可能只有3%到4%。而对我们来说,财政和货币政策运用空间又很有限,宏观调控确实面临多难选择。

怎么办?遇万难还须放胆。当然破困局要用智慧,我们保持定力,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明确了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就是增长和就业不能越出下限,通胀不能突破上限,而且着力促改革、调结构,让市场发力。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我们顶住压力,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现在我们看得更多的是困难和问题。今年挑战依然严峻,而且可能会更加复杂。我们既要稳增长、保就业,又要防通胀、控风险,还要提质增效,治理污染,多重目标的实现需要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可以说是高难度的动作。

但凡事不患难,但患无备。所谓磨好了斧子才能劈开柴。我想只要我们正视困难、直面挑战、趋利避害,就是遇事克难的成功之道。我们有去年应对经济下行的经历,中国经济又有着巨大的潜能和韧性,我们有能力也有条件使今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谢谢。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 去年中国领导人频繁访问周边国家,提出了新的周边外交理念与合作倡议,但本区域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前景?谢谢。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是13亿人民的共同意志,这需要有和平稳定的周边和国际环境。我记得去年记者会快结束的时候,我说过,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也是不可动摇的。两者归结起来还是要维护稳定,为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早在60年前,中国和一些周边国家,就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四邻周边有时候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情况,但是只要我们相互尊重、管控分歧、互利互惠,碰出的应该是和谐的声音,而不是刺耳的噪音。

你的问题让我回想起去年访问东盟国家,比如到越南,我和越南领导人达成海上共同开发、陆上合作、金融合作三头并进的原则共识以后,也想听听民间的反应。我就晚上趁工作之余,到了一家小店,那个女店主当时就认出我了,她说欢迎中国客人来,我想这也是给她带来生意啊。我就问她你怎么看邻国的关系?她说还是和平友好吧。和平友好、和平共处,我想这是四邻百姓的愿望,我们需要一起努力,来扩大利益的交汇点,缩小矛盾点,这样就可以和睦相处,也是造福民众。谢谢。

3月13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闭幕会,大会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人民日报、人民网记者]总理,您好。现在社会上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的反腐败会不会是一阵风?去年我们也查出了不少贪官,这是否说明中国在制度方面还存在着某些缺陷?此外,政府下一步在反腐败上还会有什么新的行动?谢谢。

[李克强]中国党和政府反对腐败的意志和决心是一贯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有贪必反、有腐必惩,取得新成效,我们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对于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我们实行的是“零容忍”。中国是法治国家,不论是谁,不论职位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触犯了党纪国法,就要依法依纪严肃查处、惩治。

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今年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而且要加快推进“权力清单”公布,界定权力的边界,防止滥用权力。

对于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一些领域,比如像土地出让金收入、矿产权的转让等,我们要全面审计,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措施,让权力寻租行为、让腐败现象无藏身之地。谢谢。

[《金融时报》记者]国际市场高度关注中国金融和债务问题,认为这是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之一。请问中国政府将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否愿意看到出现金融产品违约的情况?

[李克强]关于对中国经济有风险,甚至还有些不看好的报道,最近我也看到了类似的报道可以说似曾相识,去年就有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心,但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顶住压力完成了全年经济主要预期目标。

对金融和债务风险我们一直高度关注,去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我们果断决定全面审计政府性债务问题,这本身表明要勇于面对。审计的结果如实对外公布,表明债务风险是总体可控的,而且政府的债务率还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以下。很多债务还是投资性的,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风险,正在加强规范性措施。下一步,包括采取逐步纳入预算管理,开正门、堵偏门,规范融资平台等措施。

对于“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我们也正在加强监管,已经排出时间表,推进实施巴赛尔协议III规定的监管措施。我两会期间参加一个代表团的审议,有来自银行界的代表问我,是不是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偏高了一些?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不能把今天的垫脚石变成明天的绊脚石。至于你问我是不是愿意看到一些金融产品违约的情况,我怎么能够愿意看到呢?但是确实个别情况难以避免,我们必须加强监测,及时处置,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谢谢。

3月13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闭幕会,大会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李总理,我的问题是和失联的马航飞机有关。首先借此机会对于机上的乘客、机组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表示同情。大家都在急切地等待飞机的有关消息。请问您的是,中国政府在民用、军事以及卫星获取图象等方面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全力参与失联飞机的搜救行动?我还想问,这起事件会否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海内外的旅游业产生影响?中国将采取什么措施确保国内以及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比如中国政府是否会考虑进一步加强业已十分严格的安保措施?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马航失联飞机上有239名乘客,其中154名是中国同胞,他们的亲人心急如焚,他们的生命安危牵挂了中国政府和亿万中国人的心,现在我们也在盼来有消息,哪怕是一丁点好消息。

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全面应急和搜救机制,现在到达相关海域的有8艘中国舰船,还有一艘正在驶向相关海域,而且我们还动用了十颗卫星进行信息技术支持,只要有任何疑点都不能放过。

昨天我还和在前方的中国一艘搜救船船长通话,请他尽力再尽力。我们对卫星图象上发现的一些疑点,也在尽力地进行辨认。这是一场国际大搜救,有诸多的国家参与了搜救,我们也要求有关方面加强协调,并且一定要查明原因,找到马航的失联航班,妥善处理相关各方面的事宜。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绝不放弃搜救!

至于问到中国的开放政策会不会变?不会,会继续开放,会有更多的中国公民走出国门,这会增加政府的责任。政府要尽职履责,尽自己最大的可能,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确保在海外我国公民的生命安全。

对于中国的航班安全工作,我们一直不敢放松,人命关天啊!谢谢。

(两会·中国聚焦)述评:2014:中国站在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新华网北京3月13日电(记者 许晓青 李云路 蔡敏)中国的年度政治盛会——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周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落下帷幕。一天前,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也完成全部议程闭幕。

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首次召开的两会,也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后,一年来各方面工作实现良好开局后的首次两会。“全面深化改革”成为贯穿今年两会的主线。近3000名人大代表高票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改革的方略和办法通过会议获得法定保障,并在会后由代表委员传递到各方,付诸实施。

中国跨越三个世纪的民族复兴历程,或将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写下历史性的答卷。2014年作为新一轮改革的“开局之年”,更显得尤为重要。两会召开前,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作为组长的习近平强调:“起跑决定后程”。

新年伊始,“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交替出现。人民币汇率波动为中国经济前景增加了一些悬念。3月初发生在昆明的暴恐事件震惊全国。这都预示中国的新改革将在一个更加复杂的环境中进行。

从2012年11月完成党的最高领导集体权力交接的中共十八大以来,一个又一个新气象接连呈现,中共的改革决心和改革思维在2014年的春天越来越清晰。但摆在中国执政党和政府面前的新一轮改革,难度异乎寻常。

观察家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过170多年。而今最大的不同是,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再启改革议程后,要啃的全是“硬骨头”,是真正的“自我革命”。

“改革”一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77次。报告说: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

“‘思想束缚’和‘利益固化’的表述,从两个方面揭示了改革的阻力,一是认识论的局限性,一些人有惰性和路径依赖,想维持现状,不想改革;二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改革,怕改革动了自己的奶酪。”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分析。

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改了,若法律、规范、社会认同度等跟不上,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此消彼长的“跷跷板”现象,甚至是某些领域的失序、失范。但若不改革,风险更大,很可能出现产能持续过剩、部分产业泡沫化、金融陷入死循环、资源环境过度透支、权力寻租、腐败蔓延、经济“硬着陆”等问题,现行的发展模式最终难以维系。

“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框架日益清晰,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之前能改的都改了,现在还要向改革要动力,那只能是政府的自我革命,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让全社会创造潜力充分释放。”经济学家吴敬琏说。

“改革的终极目的是国强、民富,是实现全体人民的福祉,而两会也传递出重要的信息,那便是注重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注重改革‘快’与‘慢’、速度与质量之间关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主任刘靖北说。

两会的召开,令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得以细化和部署,党的宏观决策化为实施的具体方案和措施。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积聚的顽疾‘像冰山一样牢不可破’,但我们已然听到‘冰山’碎裂的声音。”英国《金融时报》这样比喻正在推进的中国新改革。

这场接力跑一般的改革不是从天而降的。从历史的纵深看2014年这个甲午马年,则更见不一般。

120年前的1894年也是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甲午马年,中日战争使中国领土主权进一步沦丧,给中国发展带来沉重枷锁,从此中国深深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

那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已把目光投向改革。改革与不改革、改革与如何改革,乃至改革与革命,引起了激烈争论。而在实践中,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当时都未能成功改变中国的命运。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重新带上复兴之路,新中国如初升旭日。1954年又逢甲午马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然而,由于一系列失误,宏伟进程再次被打断。中国直到1978年的马年,才拨乱反正,回到正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持续36年,创造了举世震惊的“中国奇迹”。


如今,改革再一次出发。审视2014的时空坐标,与36年前的那场改革开放相比,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高速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带来了庞大的经济体量,也制造了收入差距拉大、资源环境破坏等问题。中国经济本身亟需通过转型寻找新的内生动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至今,欧美主要国家的经济尚在艰难复苏之中。世界范围内资源、货币、劳动力等要素分配依然不尽合理。冷战结束后全球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虽然存在,但世界仍不尽太平。

近年来,美国、日本等现代化领先国家相继进行政策调整,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内外部环境治理方面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进入2014年,以“改革”为标志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已初显雏形。

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新改革,堪称“壮士断腕”,“背水一战”,别无选择。

两会继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再次发出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宣言”,并推出了“执行计划书”,获得了代表委员的广泛响应和拥护。

来自企业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小平已在筹划今年将优质资本与改革试点流转的农村土地经营权“嫁接”。他说,改革不仅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和社会的自觉、靠企业和公民的自觉。

曾参与上海自贸区方案设计的全国政协委员王新奎今年向政协提交了关于自贸区在全国“增点、扩区”等建议。他认为,对于自贸区试点的数量、分布,大家的看法曾不尽相同,经过两会上总书记提出“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方向,大家的想法有了交集。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两会汇聚了各个地方、行业和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用十几天的时间,进行观点交汇和交锋,畅所欲言,解放思想,进而凝聚了共识。

观察人士分析,有了协调同步的、开阔开放的改革思维,中国的改革实践才能出现创新和突破。

进一步看,2014年揭幕的这场改革,有了文明转型的意义。中共新一届领导人首次将改革的内涵提升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这是继“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后,中共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西方研究组织力学的学者将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权力横线与纵线(在中国所称的“条”与“块”)的交错称作“矩阵”难题。这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并存交织的13亿人口大国,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制造出很难把控的非线性运动。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曾表示,由于中国已经产生出世界史上最大的组织机构,其“矩阵”的复杂性也是世所罕见的。

随着中国政府作出一系列突破性的改革部署,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中国开始着力解决“权力经纬”这个世界性难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李侃如认为,在不同领域的改革取得成功之后,成果本身就会改变大环境,进而对中国整体的发展产生影响。

站在2014年这个节点来看,中国的改革已不仅仅是在决定自己命运,还牵动着全球化的方向。

改革的种种具体措施,正在使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如首个实施“负面清单”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今后将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中国与各国的双边、多边贸易谈判也在提速推进。中国还拟推动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更宽泛来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一旦获得成功,绝不仅仅是为各国带来更多的稳定赚钱机会,而更将为世界文明提供一种新的道路选择,为世界政治文明、制度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为人类乌托邦理想的实现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三个“1亿人”——“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我感到,这个内容非常重要,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将给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增长空间。三个“1亿人”所带来的内需的扩大,将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保持7.5%左右的增长提供强大支撑,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第一个“1亿人”是“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让1亿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让他们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他们的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是一张美好的蓝图,要实现它,需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需要我们真正把钱用在“刀刃”上。

1978年时,我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18%,而到去年,城镇化率已达到53.73%。35年,提高35个百分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达到这样的城镇化速度。城镇化率的提高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现在的方法是用常住人口来计算,在城市工作居住超过六个月,就算作常住人口,计入城镇化。这样算的话,两亿多农民工就算作了城市人。但实际上,全国绝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在城市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我们距离真正意义上高质量的城镇化还有不小的差距。

第二个“1亿人”是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决不能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党中央、国务院对相关问题高度重视,今年政府预算增加了对棚户区和安居工作的投入力度。我们相信,棚户区、城中村“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状况会根本上改变。显然,这就需要加大投入,势必会拉动新的内需。

第三个“1亿人”是“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这一点尤为重要。现在一说城镇化,有的人就把眼光放在大城市,放在东部地区。我们一定要看到,中西部农村转移劳动力就近就业的重要意义。当中西部若干个集聚了生活、工作功能的小城镇不断涌现,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新的增长点。这是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后又一个重要的战略支撑。

显然,三个“1亿人”所带来的内需是前所未有的内需,是扎扎实实的内需。这种内需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把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与改善民生、以人为本紧密结合起来。相比一些大型投资项目,这样的内需是可持续的内需,是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内需。从量和质两方面研究和推进新型城镇化,为未来经济增长指出了方向,最关键的就是“民生为本”“以人为本”,这是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必由之路。(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

(本报记者冯蕾采访整理,人物素描:郭红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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