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贫困宣战”“创新扶贫开发方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认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科学扶贫、精准扶贫。

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存在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分析，目前农村贫困人口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7.4万户住户调查得出的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出来的，对于研究贫困人口规模、分析贫困发展趋势比较科学，但具体扶贫工作中还要弄清楚“谁是贫困人口”“致贫原因何在”“如何针对性帮扶”等问题。

摸清底，把真贫挑出来

准确识别贫困人口是精准扶贫的第一步。目前各地确定贫困人口的实际做法，多是政府机构根据扶贫资金规模和县域统计数据，测算确定具体村庄贫困农户的数量，再由该村遴选出贫困户。“这种方法不能做到应扶尽扶，一些真正的贫困户没被选出来。” 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陆汉文说。

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已经开展了为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通过发扬基层民主，透明程序，保证了贫困户认定的相对公平公开。

陕西省丹凤县商镇墹子村村支书孙志会向记者介绍了该村贫困户是如何确定的。每个村民小组选出评议小组，其中群众代表必须超过60%。评议小组入户调查村民收入，村里汇总后从低到高排序，结果张榜公布，上报乡里和县里前再公示两次。如无异议，根据村里贫困户的指标数量，把收入低但有劳动能力的确定为贫困户。如有异议，就召开群众代表会议，村民互比收入，互揭家底，达成共识。贫困户名单每年调整一次，村民先填申请表，评议小组入户调查核实，再开村民小组会议确定调整名单。

“贫困户名单确定后，针对性帮扶到户，效果非常明显。” 孙志会说。

王国良介绍，下一步要通过群众评议、入户调查、公告公示、抽查检验、信息录入等，把贫困人口识别出来，具体的识别办法国务院扶贫办正在研究，今年先要完成全国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工作。

“建档立卡、建扶贫信息系统，虽然工作量比较大，成本比较高，但相对于提高扶贫开发效益而言，这些投入值得。”陆汉文说。

贫困家底不清，客观上也使很多扶贫项目瞄不准贫困人口。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南方减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洪绍华认为，现在很多扶贫项目更多是在“扶农”而不是“扶贫”。

重造血，突击扶贫要不得

精准识别扶贫对象后，就要制定针对性措施进行帮扶。

“过去不少扶贫项目粗放漫灌，针对性不强，要提高减贫效益，资金要瞄准扶贫对象，精准滴灌。”陆汉文说。

洪绍华认为，现在的扶贫制度设计，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社会事业投入方面很多是普惠的，这些政策对2020年实现扶贫对象“吃穿两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三保障”的目标非常必要。“在此基础上要推出更多专门针对穷人的特惠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扶到真贫，减贫也才能提高成效。”

以扶贫搬迁工程为例，洪绍华说，居住在边远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地的贫困户，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是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搬迁扶贫是较好的出路。湖北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每户补助8000元。但有关部门测算，目前搬迁建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需要6万元。“搬出来的多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最穷的贫困户根本搬不起。既然是扶贫工程，宁可搬迁户数少点，也要集中资金搬迁真正的贫困户。”洪绍华建议，通过对贫困户实行差别化特扶，或提高补助标准，或叠加各项政策补助，或动员社会帮扶等，确保最穷的贫困户也能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当前，我国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通过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认为，新形势下，需要把区域发展与针对性扶贫有机统一起来。“在区域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一户一策、责任到人的针对性扶贫是最有效的方式。”

不过，汪三贵坦言，不少地方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突击式短期行为，重输血轻造血比较普遍。“很多贫困户需要多方面和长期的扶持才能稳定脱贫，除了增收项目，还需要改善贫困户健康和子女受教育状况，提高劳动能力。”扶贫一定要长短结合，增收和能力培养结合，输血和造血结合，突击式扶贫是不可能成功的。

提效率，政府市场联起手

扶贫开发工作在更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两者结合好，减贫才能获得最大成效。

“当前整村推进、劳动力培训转移、产业化扶贫等扶贫项目，受益多的主要是贫困社区中的中高收入户，只有较少比例贫困农户从中受益，受益也相对较少。”汪三贵分析，主要原因除了项目瞄准贫困户不够，还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扶贫项目存在挤出效应有关，贫困人口发展底子薄、能力差，光靠市场机制比较难受益。

“产业化扶贫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带动贫困户比例不高的不足。产业化扶贫不是简单的产业化，扶贫才是它的本质属性。”洪绍华认为，政府一肩挑企业和贫困户两头，需要用好“有形之手”，改变“扶贫资金跟着产业走”的状况，实现扶贫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产业走。

“正是因为穷人从一般经济发展和区域发展中受益最少，政府更需要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汪三贵表示，有针对性的扶贫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提高实施效率，减少监督成本。例如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利用额度小、利率偏高和分期还款等机制，来降低非贫困户对这类资金的兴趣。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渴望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我们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为了和平而拿核心利益进行交易。代表委员们表示，中国要发展，但决不能出卖自己的核心利益。

日方应率先承认错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在接受采访时声称压力极大。

“现在的中日关系比小泉时代更严峻，任务也更艰巨。”程永华说：“小泉时代中日关系问题主要是靖国神社问题。但现在，两国之间多种矛盾同时爆发，除靖国神社问题，还涉及领土主权的纠纷、军事安全的问题、缺乏政治互信问题。”

中日关系自2012年9月日本上演“购岛”闹剧以来，一直处于低谷。除参拜靖国神社外，安倍政府试图强行修改“宪法解释”，允许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等一系列举动，使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针对“中日之间必有一战”的说法，程永华表示，这种说法言过其实，“我们不会去挑起事端或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中国现在的大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外交关系不能影响到我们的建设。但如果有些人、有些势力想把一些事端强加于中国，中国会做好准备。”

但程永华对中日关系还是长期看好。“近来一些日本友好人士不断地询问中日关系何时好转。两国间的民间交流也从没有停止。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但中日关系要改善，首先是日本要纠正他们的错误。”程永华强调。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菱电集团主席胡晓明支招中日如何破解僵局：“日本的政党都依靠商界支持，我们应该利用民间商界与日本商界的联系，让他们了解我们的观点和历史真相，给政界施压。”

海洋权益要坚决维护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全国实施海洋战略，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大力建设海洋强国。”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院长高抒分析，中国发展海洋战略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海洋曾经长期被视为一道安全屏障，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除了来自陆地上，更多的是来自海洋。

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来自南海、东海的挑衅也一直不断。

“中国需要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提升海洋综合国力”，他说，“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相互交织，中国和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短期内尚难以全面解决。另一方面，中国也应本着和平共赢理念，推进与有关邻国的合作与对话，为最终解决争议创造条件。”

总理的报告对全国人大代表、三沙市市长肖杰来说，是一针兴奋剂。

2012年7月24日，海南省三沙市人民政府在永兴岛正式挂牌成立。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地级市，一年多来，三沙市已经在“一张白纸”上建立了新的政权运行机制。

2013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海南时曾要求，落实中央关于设立地级三沙市的战略意图。“总理的报告谈到了海洋经济和海洋权益，我们回去后要加快建设，维护好我们国家的海洋主权。”肖杰说。

国家核心利益不容妥协

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了中国的六大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举例，“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搞‘台独’，这就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理，也不会有任何妥协。再比如涉疆涉藏问题，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同样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余地，如果有人硬要利用宗教、民族等问题来搞暴力、闹分裂，中国政府必会坚决反对和制止。”

新疆如何应对三股势力的分裂活动引人关注。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说，“自古以来，总有一少部分人，天天都做着把新疆从伟大祖国怀抱中分裂出去的梦，也总有境外势力在作祟和推动，但他们的目的永远不可能实现。”

“我们会紧密依靠全疆各族人民，对任何形式的三股势力给予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努尔·白克力说，“我相信，三股势力的任何图谋都不会得逞，新疆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萧强 环球时报记者 胡锦洋 王晓雄】“美国B-1轰炸机和F-16战斗机中发现中国原材料”，在美国军方对所有“中国制造”都紧张兮兮的大背景下，美国国防部的这一发现已足够耸动。路透社10日发表独家报道称，美国法律禁止武器制造商使用来自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原材料，担心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可能让美国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处于“弱势地位”。据报道，美国国会的审计总署将于4月向国会报告此事。中国军事专家罗援11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想要在防务产品链条中完全剔除“中国制造”是不可能的。美方对“中国元素”疑神疑鬼的这种心态，恰恰显示出其“小肚鸡肠”。

多家媒体11日转载了路透社的这一报道。文章称，继美军F-35战斗机上发现包含有中国制造的零件后，五角大楼的调查报告称，美国的其他军事装备中也发现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包括波音公司生产的B-1轰炸机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16战斗机。另据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称，从中国开采的钛可能也被用于建设全新的标准-3型导弹。该导弹目前由美国雷神公司与日本方面共同研制，这一发现是它们自行上报的。“但目前这批导弹的生产目的是用于测试，未来生产的导弹将不再使用来自中国的原材料。”报道称，这些事件导致“美国对合同商的管控过于松懈”的担忧。

路透社称，美国2009年曾修改法律，扩大了对武器中使用外国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限制范围，使用外国特种金属生产的高性能磁铁也被包括在禁令内。但之后，五角大楼负责采购的副部长弗兰克·坎德尔共发出了5份豁免。报道引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舒曼的话说，五角大楼调查了2012年和2013年的事件，得出结论称，违规材料并不会带来风险，因此给予了豁免。受此影响的美国企业包括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该公司为F-35战斗机研发的雷达系统使用到了很多此类磁铁。此外，路透社今年1月曾报道称，五角大楼允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使用来自中国的磁铁材料，以顺利推进耗资3920亿美元的F-35项目，“尽管美国官员曾对中国的间谍行为和军力建设提出担忧”。

让美国不得不“豁免”中国原料进入关键武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路透社称，中国是全球特种金属的最大供应国，同时也是制造用于高温环境下工作的磁铁的原材料的最大供应来源。不过美国国会人士也表示，美国研发替代材料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此外，据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说，在2012年末F-35战斗机使用中国原材料的问题曝光后，国防部发起了大规模的审核行动，但最终却予以豁免，因为这些零件不会带来风险。在某些情况下，拆开复杂的设备，将使用中国稀土制成的磁铁材料更换下来是一项成本昂贵的工作。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些零部件将在未来的常规保养中被更换。该官员说，“你不可能打开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雷达，只为更换一个价值20美元的磁铁。在技术上，它们没有风险。”路透社称，五角大楼针对F-35战斗机的豁免范围涵盖用在115架战机雷达上的价值2美元的磁铁。F-16战斗机和B-1B轰炸机的豁免范围包括使用中国原材料制成的磁铁。

不过，有些人显然不愿意接受这一现实。美国国会下属的审计总署将于4月向国会报告其对美国武器系统使用中国特种金属问题的审计结果。2012年3月，该办公室曾提交“钓鱼执法”报告，称通过网络从中国购买了众多武器的电子零部件，其中大多是假货，并得出“中国劣质武器零部件威胁美军士兵安全”的结论。路透社10日引述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五角大楼颁发豁免是希望这些公司能够加强对采购环节的监管，调整采购规定。该官员表示，美国武器制造商要对其供应链加强监管，以确保符合美国法律，“坦白地讲，这就是马虎的问题。光口头上说确保零件不来自中国是不够的，这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我们要看文件。”涉事的洛马、波音和雷神公司等已将问题提交给美国政府。如果没有获得正式豁免，这些公司将因为违反美国法律而面临高额罚款。五角大楼也可能要求这些公司进行相关赔偿。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将军11日对《环球时报》表示，现在中国制造的商品、零部件遍布全球，连美国波音飞机的许多部件也都由中国生产，这是因为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这完全是一个市场规律的行为。此外，中国公司承担美国企业的零部件生产合同，这种国际招标活动都有完整的质量安全认证程序，美国的担心是毫无必要的。美方的这种表态，除了显示其“小肚鸡肠”外，也折射出中美政治互信的缺乏。

当年正是成千上万的国企职工通过“下岗分流”承担了改革的巨大成本，让中国经济走出阵痛走向高速发展。但如果在继续深化改革的道路上犹疑不前，那么在高速增长的浪潮退去后，国企很可能仍是效率低下的“裸泳”者。

尽管混合所有制被广泛提及，但此前被寄予厚望的国企改革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专题。

本次两会，改革语境相当广泛，国企改革只是其中的“老生常谈”。

但舆论认为，决策层推动国企改革的决心十分坚定，路径与目标也十分清晰。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委员强调，混合所有制实际上是一个改革问题，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要靠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而混合所有制建立的过程就是把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完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混合所有制提升到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使得国有企业回到合理的改革路径，另一方面则打开了激发民间资本活力的空间。历史一再证明，破除非国有资本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和“天花板”等制度性障碍，正是调整利益格局、释放国企改革空间的关键。

早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混合经济的思想，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发展混合所有制正式写入中央文件。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老话题、新热点”。这证明国企改革的迂回曲折，也使得一些代表委员深刻反思“时间都去哪儿了？”

中国经济刚刚经历一轮高速增长期，这也是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黄金10年”。

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03年后, 国企资产并未向政府希望的行业集中。相当多的学者研究后得出结论：2003年后，国企的退出路径基本被关闭，早期改革“硬预算约束”的丧失，以及2008年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企的市场纪律日益放松。这种趋势性的逆转使得国有资本在竞争性行业，如餐饮、零售和低端制造业的配置显著上升，在战略性行业的集中度随之下降。至2011年，约有一半的国企资产仍配置在非战略性行业，其中包括9万多个企业和37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在这些行业，国企与民企竞争越来越没有道理。”有分析人士不无忧虑。作家吴晓波在他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说：“一些反市场化的行为也用改革的名义进行……”

虽然有关部门试图讲述一个又一个成功的国企故事，但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国家统计局工业普查数据显示，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在2007年达到6.7%的峰值，2009年下跌至3.6%，2013年回升至4.5%左右；而非国有工业企业2007年的资产回报率约为8%，目前的资产回报率已回升至超过9%。

而“所有改革都是被迫的”。改革必然释放巨大的红利。

经历上个世纪末期“扭亏脱困3年”的关键改革，国企数量从1997年的26.2万缩减至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的14.6万；同期国企员工数量由7000万减至4200万。反观经营业绩，国企的股本回报率从1998年的0.4%提高至2006年的12.4%，资产回报率从1998年的0.2%提高至2007年的5%。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当年正是成千上万的国企职工通过“下岗分流”承担了改革的巨大成本，让中国经济走出阵痛走向高速发展。但在继续深化改革的道路上犹疑不前，使得高速增长的浪潮退去后，国有企业仍然是效率低下的“裸泳”者。

因此，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尖锐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应该做一个‘改革之责’的题目，就是各个部门、政府机构也好，官员也好，你到底准备怎么改？”

两会前夕，中石化打开了混合所有制的大门，广东省推出了国有股权出让不设下限的改革方案，不少省市国资委陆续出台的改革方案中，都将重点放在如何引进社会资本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上……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

国企改革的成败，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而风险正是来自对改革的犹疑。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要在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不能不思进取、不思改革、抱残守缺。”

在广东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用“腾笼换鸟、凤凰涅槃”8个字来与代表一起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结构调整的问题，要求“面临改革大潮，我们要做改革的弄潮儿，要有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革命战争年代冲锋陷阵、英勇献身，现在，就是要勇于改革、善于改革”。

兴废由人事。

国企改革并非“一‘混’就灵”。但要把改革蓝图变为现实，首先必须走出犹疑，坚定意志，真抓实干。正如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代表所说，改革，只有克服心存胆怯不敢改、心有私利不愿改、心中茫然不会改，才能释放出让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改革红利。方大丰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商意盈　岳德亮）“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有的基层法官一天要办好几件案。”在１１日举行的两会浙江团小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说。

统计数据显示，浙江２０１３年新收各类案件１０８万件，结案１０７．６万件，同比分别上升１０．６％和１１．３％。一线办案法官年人均结案１８５件，是全国平均数的２．３倍。

案多人少的现状引发了代表热议。全国人大代表王月英说，她在基层调研时了解到，２００８年，湖州市县市两级法院办理案件超过４万件，这个数字到了２０１３年跃升至６万件，而基层法官力量的加强却远远跟不上案件的增长速度。“据我所知，湖州市安吉县有一个法官一年就要办理５００多个案件。”

全国人大代表、祐康集团董事长戴天荣说，现在不少地区都面临着基层执法力量不够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沿海发达地区来说，基层公检法力量太弱，对执法人员的职业发展没有长远规划，这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匹配度是不够的。

怎样解决目前基层执法部门面临的困境？有代表认为，应该根据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流动人口比例，对各个地区的基层执法力量进行调整。也有代表建议，在增多基层执法人员的同时也要留住他们，去除“泛行政化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说，目前执法人员都是参照行政公务员的管理模式，对于基层执法人员来说，职业发展渠道受到限制，导致了不少人才流失。建议去除“泛行政化管理”，根据执法机关的司法属性，突出执法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

还有代表建议，应该加强基层调解力量，建立人民调解与民事立案审判之间良性互动，把矛盾消除在上法庭前。据了解，杭州市下城区近年来在各个社区都推行了“和事佬”机制，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取得了良好效果。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吴晶晶、孙铁翔、胡浩）２０１４年春天，人民政协的又一度盛会，注定被历史铭记——行进在全面深化改革新的伟大征程上，来自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的２０００多位政协委员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改革凝聚最大正能量，写下了协商民主新的一页。

聚焦改革，增进共识，在充分发扬民主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第一次政协大会，它肩负着协调关系、汇聚力量、推进改革的历史重任。

“全面深化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最根本的发展动力，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助推全面深化改革，正逢其时、正迎其势、正合其需。”王明方委员说。

短短９天里，５次全体会议、８次小组会议、１次界别联组会议、１场提案协商办理会……各种形式的协商平台，为政协委员们提供了充分的畅所欲言、直抒己见的空间。

全体会议上，４７位委员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会议期间，５８７５件提案、数百份书面发言……委员们议政建言，不辱使命。

经济界、文化艺术界、科技界、各民主党派……人民政协有３４个界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具有协调不同利益群体关系的独特优势，为凝聚共识提供了有效途径。

３月６日下午，全国政协医卫界别约９０位委员就“白色暴力”问题联名向大会递交“紧急提案”，建议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进行安保，尽快制定出台《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

“这份提案凝聚了医卫界几乎所有委员的共同声音，希望能通过界别提案这种方式，突出最关键的诉求，集中力量解决一件事。”提案牵头人凌锋委员说。

尊重多数人的意见，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９天来，政协委员们坚持求同存异、民主协商，努力寻求改革最大公约数。

从行政体制改革到惩治腐败，从治理雾霾到互联网监管，从食品安全到收入分配……不管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大事”，还是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小情”，委员们议政建言，不遗余力。

这些意见和建议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不管是大会发言，还是委员们的分组讨论，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负责同志都到场悉心倾听。

“协商民主这条道路，既能广泛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高度集中；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富有效率；既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这是我们的优势。”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陈家刚说。

搭建宽松包容的协商平台，让委员们愿讲话、敢讲话、讲实话

３月４日，北京国际饭店，政协文艺界小组讨论现场，争鸣与交锋正在火热上演——“我反对‘文化产业化’。”冯骥才委员毫不掩饰地亮出自己看法：“文化是‘润物细无声’滋养人的，怎能以金钱为目的？”

“不应完全反对‘文化产业化’。”靳尚谊委员观点坚定，语气却并不尖刻。他用数字佐证自己的观点：中国文化产业产值占ＧＤＰ比重不足５％，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国家主张“文化产业化”可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

“当然，在经济效益和精神文明方面取得平衡是相当困难的。”靳尚谊委员实事求是地说出了“文化产业化”面临的难题。

讨论热烈而不对立、交流真诚而不敷衍、批评尖锐而不极端——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政协会议的各个会场闪现。

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让委员愿讲话、敢讲话、讲实话——政协提供了这样一个宽松包容的协商平台。

“批评是为了建设。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家畅所欲言地发表最真实的观点，对问题的解决确实能起到推动作用。”左东岭委员说。

９天时间里，这样一些场景令人印象深刻——“政府工作报告既分析了成绩，还讲了困难，但是不是也能总结一下工作中的失误？”全国政协委员高鸿宾在农业界别分组讨论时直言；

“我追问个问题！”小组讨论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委员“求解”；

互联网金融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经济界别的马蔚华、郭广昌、潘功胜等委员就此展开交锋……

“两会上的意见‘交锋’不是目的，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才是目的。”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褚松燕说。

坚持问题导向，充分表达不同意见和各方诉求，不断拓宽协商民主的深度和广度

“一些城市或砍树换植，或改河填湖，或削山建城，这些行为有悖自然规律、违背科学精神……类似决策为何得以实施，当认真反思。”８日上午，严俊委员在大会发言中直言政府决策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们不但传统产能过剩，新兴产能也过剩……为什么化解产能过剩这么多年来，越化解越过剩？”８日下午，赖明委员在提案办理协商会上就产能过剩犀利发问。

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地提出问题，向来为政协会议所欢迎和鼓励。正如俞正声主席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所说：“政协的各种履职活动都要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研究问题。”

问题，来自忧国忧民的使命感、责任感——

改革步入深水区，面临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利益调整的诸多矛盾，需要增强合力、凝聚共识、推进落实，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人民政协责无旁贷，代表各族各界人士不同利益诉求的２０００多位委员肩负重担。

问题，来自于调查研究、深入思考——

年近六旬的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带着一张塑料纸，一片毛毡，一件大衣，在北京一个桥洞下的农民工聚居点，与十几个农民工兄弟同吃同住三天，倾听他们的苦怒哀乐。他的提案带着深切感悟，将关注点对准农民工群体精神与文化现状。

问题，来自尊重民意、广纳民智——

越来越多的政协委员利用移动互联网，通过微博微信，“晒”提案，征民意。全国政协委员王东林的新浪微博“东林微言”有７万粉丝，他还将亲友按照不同专业领域分为６个微信群，这是他收集民意的主要途径之一。

“政协委员履职的过程，其实就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提供解决问题思路和方法的过程，最终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张澍委员说。

委员们提出的问题切中时弊，桩桩件件，都是在为破解改革难题寻找科学对策，为群众利益大声疾呼；委员们的许多高论、高见、高招，对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咨询作用——

王光谦委员强调，土地制度改革是当前深化改革中争议最多的领域之一，应尽快明确政策思路，处理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问题。

鲍义志委员指出，我国在科研项目的立项、经费分配、评奖等机制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应完善科研工作机制提高国家经费投入产出率。

何小平委员直言，行政垄断作为权力配置资源的手段严重阻碍经济的健康平衡发展，必须坚决打破行政垄断，确保市场配置资源。

……

真知灼见，逆耳诤言，无不折射出协商民主的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

“协商民主开启了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新阶段。”王明方委员说。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李朝兴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

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 （记者 李强）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李朝兴今天接受本网记者专访时表示，“京津冀”三地信息协同发展迫在眉睫，信息协同优先发展的可能性很大。

李朝兴说，天津市将在三地协同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过需要找好定位，实现错位发展。他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三地战略协调机构，统筹三地发展。

“换终端换手机比换衣服都快”

作为天津市工业、信息服务业和无线电行业管理机构的负责人，李朝兴代表特别关注信息消费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李朝兴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信息化已经涉及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百姓生活等方方面面，信息消费前景广阔。

“现在很多人换终端、换手机比换衣服的速度都快，有的人一件衣服可以穿好几年，但是一年就换好几部信息终端，充分说明信息的需求和消费已经成为老百姓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朝兴认为，信息消费同时又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现在都讲‘指尖上的消费’，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订货订票，可以办很多事情。”

李朝兴建议，加快信息消费，首先要建立一个泛在的，宽带的、融合的、绿色的、安全的网络，把“宽带中国”作为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加以推进。“如果没有宽带的基础设施，何谈信息消费？‘宽带中国’的建设，需要政府来做好顶层设计，几大运营商要当建设主力军，同时还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其次，光是网络变宽、网速变快还不行，要把费用降下来，让老百姓敢用，还要用得起。“用竞争的方式促进资费降低，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得到，这是最大的信息惠民行动。”

“修路固然重要，跑的车子更重要”

目前，信息通信网络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有窄带、宽带、无线、有线、固定网络、移动网络等，信道四通八达。李朝兴表示，网络建设固然重要，开发新应用，探索发展新模式更加重要。

“打个比方，3G、4G、5G技术发展和建设，就好像在修路，我们不能仅仅考虑路怎么修，还要考虑好路修好之后跑什么车子，关键在跑什么车子，”李朝兴强调说，“微信就是典型，微信既提供渠道，又提供平台，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发展空间。”

李朝兴认为，移动商务、移动办公、移动管理、移动社交、移动物流等各种移动应用成为热点话题，当前各方要加快移动互联网产业的研究。“希望它能够从商业模式上来创新，激发产业活力，带动社会积极性，这才是当前最大的创新。”

李朝兴表示，不担心TD发展的前景。“相对于FDD，TD有非常多优势，如辐射小，保密性高等，TD前途一片光明，如果4G跟WIFI（无线局域网）能更好结合起来，就可以解决当前在移动传输中的很多数据传输问题，应深入探索研究。”

“京津冀”三地信息协同迫在眉睫

“‘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要把信息的协同像公路、铁路协同一样考虑进来，统筹规划，甚至信息协同还要先行。”李朝兴表示。

他说，单纯就信息产业来说，过去，天津有三星、摩托罗拉等手机生产企业，北京有诺基亚，两地手机生产加起来占到全国的“半壁江山”，这两个城市优势就在于拥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应该说两地有很好的基础。

“目前，津冀两地还没有互联网的出口，我建议把各地方的优势都利用起来，各自找到自己的定位。”李朝兴表示，“京津冀”三地的信息协同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比如说把存储的资源、灾备资源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北京现在缺电、缺空间，如果再给北京增添压力，城市是难以承受的。”

“我觉得可以把国家计算中心设到天津去，天津现在有中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作为业务主机，部署在天津滨海新区，计算能力排在世界第一位。”李朝兴说。

谈起智慧城市时，李朝兴说，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方向，但目前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能冒进。“可以从小处着手，尝试做一些智慧楼宇、智慧社区、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典型应用，不可头脑发热，否则，造成信息上的‘产能过剩’，造成资源浪费。”李朝兴说。

尽快设立三地国家层面协调机构

李朝兴表示，未来城市的发展一定是大型城市群的形成和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协调发展可以说为了转变发展方式做的一次实验，也是为我国城市群的建设做一个样板，以后可复制可推广。”

“建议国家考虑成立一个针对三地的国家层面的协调机构”李朝兴说，“本次两会期间，天津代表团不少代表都已经将这个想法表达了出来，我们会进一步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

李朝兴介绍说，目前天津发展紧紧围绕两个战略，即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国家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目前天津发展一要找准定位，实现错位发展；二要把发展环境打造好，做好软硬件环境载体的建设；三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李朝兴说。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赵晓辉、陶俊洁）全国人大代表、深交所总经理宋丽萍１１日就创业板发展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针对去年以来的创业板上涨行情，宋丽萍在证监会举行的证券期货系统代表委员见面会上说，创业板的上涨是结构性的，并不是整体行情。

她说，创业板虽然有３７９家公司，但是创业板的指数只是１００支股票的成份股指。创业板股指的上涨并不代表着３００多家创业板的所有股票价格都上升，即使在这１００支成份股里也是结构性上涨。比如说，信息技术、电信、可选消费和医药卫生这四个行业的成份股对创业板股指的上涨贡献度就达到７２％，前２０名的公司累计贡献度达到５８％。

宋丽萍认为，对创业板上涨行情一定要仔细分析，这种上涨确实存有隐忧。深交所专门有创业板公司监管部，针对创业板公司的特点督促相关公司及时披露风险警示，并对一些情况及时进行一线监管。

关于创业板改革，宋丽萍说，创业板起步时门槛较高，特别是连续三年要求利润要上升的指标，被大家所诟病，把一些真正有潜力的公司挡在了门外。目前，创业板上市规则正在修订，估计很快就会颁布。

在回答记者关于上交所研究设立战略新兴产业板的问题时，宋丽萍说，有更多的市场力量来关注新兴产业的发展，这无疑对新兴产业是有利的。

她说，创业板发展至今将近五年，吸引了一批互联网、新能源、环保、医疗、文化等新兴产业上市，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种发展阶段性的成果与创业板当初设计的初衷和市场的期待还有很大的距离。比如，创业板启动之后，像当当网、阿里巴巴这些企业还是选择到海外去上市，这值得反思。

宋丽萍说，无论在规模和制度方面，创业板当前都处在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中央提出，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创业板在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的融合中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创业板发展好之后，对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王春雨　李建平）转变政府职能重在落实，哈尔滨市现有市本级设定的行政审批事项２７项，今年将全部被取消。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市长宋希斌说，哈尔滨作为进入计划经济体制最早、退出最晚的城市，释放改革红利，先要从政府内部改起，从根本上解决职责交叉、相互掣肘、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问题。一些该管的事情没有管好、不该管的事情却抓住不放，“根儿”就出在体制机制上，出在政府职能缺位、越位、不到位上。为此，全市把推进简政放权，作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标本兼治之举，通过解决体制机制弊端，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活力。

去年下半年以来，哈尔滨市累计下放１０大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行政审批事项１２项，下放６３项；实行了企业设立“一表制”，把企业向质监、国税、地税等部门申报的１７套３０张表格简化为一张表格；对政府部门该撤并的撤并，把物价局１３个内设机构整合为７个，节省下来的机构编制一律充实到一线；过去办理一个新企业设立项目要跑５个部门，现在只需工商窗口受理。

宋希斌说，通过转职能、改作风、优环境等一系列措施，政府工作人员办事效率明显提高。去年一年，全市当年引进、当年开工产业项目８３６个。特别是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从签约到正式开工仅用了１１０天。企业对执法人员平均满意率由７５．２２％提高到８７．０２％，审批服务类满意率达９０．４９％。

宋希斌说，不但全市现有市本级设定的行政审批事项今年要全部取消，其余国家和省审定审批事项，也要进一步搞好“接放管”，真正把该放的权力放到底，把该管的事情管到位。哈尔滨市还将重点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实体大厅、网上虚拟大厅和服务云平台建设，实现“智能搜索”“智能审批”“智能服务”，通过新技术减少人为干预。此外，全市还将进一步改革部门内设机构，确保机构编制只减不增。

（两会新华调查·热点追踪）管住今日的一只“苍蝇”，就可能是消灭一只明天的“老虎”

——代表委员热议对“群众身边的腐败”零容忍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史卫燕 周畅 曹国厂 李建平）两高报告显示，去年司法机关将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突出的征地拆迁、招生入学、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三农”补贴、扶贫救灾等事关民生民利领域作为办案重点，一批侵权、渎职、贪污违法人员被查处。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群众利益无小事，对“群众身边的腐败”，必须坚持“零容忍”。

（摆现象）在众多民生领域，“苍蝇”大肆吞民利

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显示，去年检察机关开展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专项工作，立案侦查涉及民生民利的职务犯罪３４１４７人。在农业补贴、农田水利建设等涉农领域查办职务犯罪１２７４８人。在环境监管、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工程建设等领域查办职务犯罪１２９０人。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在征地拆迁方面，深圳市龙岗区“村官”周伟思，家产过亿，在旧城改造项目中坐地生财，收受贿赂上千万元，相当一部分为拆迁和项目开发提供帮助所得的“好处费”；长春市岗子村原村支部书记于生勾结测绘人员，将集体土地虚设在村民王某等３户村民名下，“套”取土地补偿款８３万元……

除了征地拆迁肥了“苍蝇”外，教育、医疗、保障房等百姓身边的腐败案例也屡见不鲜。去年８月份，云南查处的医保系统９名官员，涉案资金竟然高达１．５亿元。湖北、浙江多地经适房曝出摇号连号“丑闻”，其中中签者竟有１７岁的学生；广东河源保障房建筑面积超１１０平方米、小区配有地下车库、购房对象仅锁定“市直单位员工”；河北一个地市级某经适房项目“三房两厅户型”最大建筑面积超２６０平方米，买房者不少是政府公职人员。

２０１３年８月被曝光的温州１０名村官瓜分价值１８亿元、３１６套安置房，也创下了“村官腐败”的新记录。“小官大贪”现象，不仅说明“苍蝇”与“老虎”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也折射出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巨大危害。

（讲道理）“苍蝇”虽小，危害深广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２０１３）》称，“苍蝇”的危害在于，直接面向基层、面向人民群众，不良作风和滥用公权将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从而直接损坏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比起“老虎”，“苍蝇”数量大，传播病菌范围广，其危害程度更广、更深。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长顺县敦操乡党委书记胡荣忠说，村支书、村主任既有村务工作的管理权，又有“三农”资金发放和惠农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执行权；既了解涉农资金管理、使用的政策、程序、存在的漏洞，又直接面对村民个人，经手具体资金的审批、申领、发放工作。部分村干部在经济利益面前经受不住诱惑，要么相互勾结，共同作案；要么各自为战，中饱私囊。

部分代表委员提出，从基层的腐败案件来看，“小官员”执掌“大权力”，而政策漏洞和监督乏力，是不少群众身边的“小苍蝇”叮上民生“大蛋糕”的重要原因，他们的贪污腐败让中央“民生红利”在末端“打折”，“蒸发”了惠民效应。

（出对策）三“药方”打“苍蝇”

一些代表和委员认为，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将会产生新一轮利益博弈，基层政府直接支配的资源逐渐增多，因此必须遏制“小官大贪”导致的“群众身边的腐败”。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海南省主委施耀忠说，“老虎”“苍蝇”虽有大小，但本质相同。管住今日的一只“苍蝇”，就可能是消灭一只明天的“老虎”。

代表委员建议从三个方面着手，遏制“群众身边的腐败”：

——信息公开。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澳利达医药集团董事长周有财建议，要铲除“群众身边的腐败”，应尽可能做到信息公开、透明，积极引导、创造条件让民众参与社会事务，倾听群众呼声，集中群众智慧，接受群众监督，并以此作为科学决策和正确行动的依据和准则。

——严格刑罚。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表示，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犯罪的惩处过于宽缓，对引发贪污贿赂案件的环境清理力度不够，应运用法律、用严格的刑罚手段清理基层领导干部周围能够引起或者是诱使犯罪的环境。同时健全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单位管理制度，最大程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重点整治。一些代表和委员还建议，在建立反腐长效机制的同时，也应开展重点领域、重点问题专项治理，集中力量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加大对基层侵占集体资产、惠农补贴、土地补偿，干扰、破坏基层选举等案件的治理力度，逐步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势头。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说出了百姓心声，说出了百姓期盼落实的愿望。 江苏省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璠代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几年国家优先发展教育，已取得显著的成效，但在公平、均衡方面还存在亟待克服的问题。

他提出：要破解这个难题关键还是在深化改革。他举例说，以基础教育闻名全国的教育之乡——江苏南通，近年来通过教师交流、教育协作、结对共建等动作，在教育公平、均衡化发展上大胆改革，动作频频，收到了显著效果。

多年来，南通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注重顶层设计、强化系统推进，不断把教育改革引向深入，持续增创南通“教育之乡”新优势。截至2012年年底，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989所，在校生94.6万人，教职工7.5万，学前三年入园率、有学习能力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均超过98%。全市基本普及15年基础教育。南通学子参加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学科竞赛获17金2银，收获世界中学生体育竞赛金牌43枚。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也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南通开始以点带面式的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市委市政府在支持各区以增量式改革、扩张式搬迁、战略性重组三大战略实现了区域内校际均衡之后，又在中心城区，跨区域、跨体制实施“集团化办学、共同体建设、结对共建”，全面推动区域之间的教育均衡，促进教育公平。“名校+普校”“名校+新校”“小学+中学”“市校+区校”，以输出管理团队，输出优秀师资，输出办学理念为核心的改革实践遍地开花，原本集中在1平方公里的优质教育资源，一下子放大到了100平方公里，有效缓解了热点学校的择校热。

中心城区还以同城待遇推进教育公平，以区域均衡推进教育公平的办法，大力挖掘公办教育资源潜力，全面落实同城待遇，几乎每一所学校都有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读，“一样免费入学、一样扶困助学、一样激励勤学”，全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办学校入学率实现100%。南通各级政府以城乡均衡推进教育公平。从2011年起，如皋、海安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全面实行调配重组,仅如皋城区，就先后交流专任教师903名，以往集中在少数学校的优秀教师，现在到更多的学校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通州组建了教学协作区。海门将城乡72所义务教育学校组建为以城区学校为龙头的11个义务教育管理集团，努力形成城乡一体、集群管理、合作共享、一主多元的均衡发展格局。

深化改革促进了教育公平、优质均衡目标逐步实现。目前，全市省优质幼儿园占比接近80%；义务教育阶段基本实现了“零择校”；95%以上的普通高中学生升入大学；大中专院校学生就业率达到97.2%。教育部的现场评估显示，南通教育的群众满意度高达97%以上。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任沁沁　查文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郭文圣１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建议，在福建闽台农产品市场规划设立“台湾农产品直销市场”，吸引更多台湾农渔民过来贸易交流，帮助更多的台湾农产品解决出路，直接受益。

近年来，大陆出台一系列惠台惠农政策，为扩大两岸经贸交流合作开辟更宽通道；通过扩大采购销售台湾农产品，持续关注帮助解决农产品出路这个攸关台湾农渔民的民生要务。

来自闽南的郭文圣，经常走访从事对台农产品贸易、与台湾农渔民密切交往的企业。他在调研中发现，大陆的惠台惠农政策在台湾岛内落实过程中，由于中间环节较多，导致台湾基层农渔民的实际得利偏少。

经过多年呼吁，目前，财政部已复函表态支持设立“台湾农产品直销市场”。

郭文圣认为，在福建闽台农产品市场设立“台湾农产品直销市场”，入驻商户仅限台湾农渔民商户，经营范围仅限农渔产品及其加工品。

“这样专业的对台交流平台，可以为广大台湾农渔民创造一个把农渔产品从田间渔场直接运过来上市交易、直接获利受益的环境。”郭文圣说。

福建闽台市场地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乡泉州南安石井，两地宗亲文化交流一向热络，具有吸引聚集台湾农渔民的独特优势。

郭文圣还建议，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能对“台湾农产品直销市场”赋予免税扶持政策：给予进入“台湾农产品直销市场”的人员，每人每日携带出交易市场的台湾商品总值在人民币６０００元以下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给予入驻经营的台湾商家暂免营业税和所得税。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倪元锦　张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统计局局长苏辉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北京团代表小组会议上提出，建议取消对台湾农渔业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和增值税。

苏辉介绍，近年来大陆已出台涉台惠农措施，如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２００５年８月１日起对２３种原产台湾地区的水果免征进口关税，２００７年３月２日起对１１种原产台湾地区的进口蔬菜、８种由台湾籍渔船打捞或在台湾地区养殖的水产品免征进口关税。

“台湾生产农产品较多时，大陆实行的政策性采购措施对稳定岛内农产品市场价格起到积极作用。但仅对４２种农渔产品免税，其余品种还需征税，包括６％的关税，原产台湾农渔产品征１３％附加税，农渔加工制成品征１７％增值税。”苏辉说。

出生于１９５６年的苏辉是台湾台南人，也担任全国台联副会长。她说，台湾共有７８万农渔民，其中农民５５万、渔民２３万，多生活在台湾中南部。“对大陆而言，台湾进口农渔产品属进出口贸易范畴，成本较高、中间环节较多，导致价格随之上扬，４２种外的其他台湾农渔业产品在大陆销量不佳。”

苏辉说，大陆方面对滞销水果等通常采取紧急采购措施，台湾有关方面反映，此类措施惠及面不广，多数台湾农渔民希望获得多些照顾。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孙铁翔、余晓洁、刘奕湛）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让公平正义得以彰显，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社会渴望公平，时代呼唤正义。这也是许多两会代表委员的心声，他们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这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指明了方向，应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改革勇气，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消除体制机制的积弊，用改革钥匙开启社会公平正义之门。

权利公平——让人民共享基本权利的“最大公约数”

说起权利公平，全国人大代表、福建佳美集团公司工人谢利英的经历最有说服力。１９９３年，年仅２３岁的谢利英随丈夫从江西农村来福建省德化县打工。

“那时候真是两眼一抹黑啊！”谢利英说，幸亏德化县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制度措施，她一家人得以安定了下来。２０１３年，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外出打工已经２０个年头的谢利英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在千千万万渴望权利公平的人们看来，谢利英的经历是幸运的，但更是值得期待的。

“权利公平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期盼的基本诉求。”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因出身、户籍、种族、性别等因素而受到区别对待。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把有能力、有意愿并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使更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纳入城镇教育、实现异地升学，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改革首先要为农民工提供医疗、教育等基础公共服务，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切实解决吃饭、上学、医疗三大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丁世忠期待改革能带来更多的“权利公平”。

丁世忠建议，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工公共卫生、子女义务教育、就业扶持以及生活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补助力度，并且应更多地以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人口作为财政分成和转移支付依据。

机会公平——让公平阳光照亮每个人的追梦之路

“再苦再累都不怕，就怕没机会。”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灵璧县高楼镇村民彭伟平说，“有的企业招工对户籍有限制，这很不公平。”

然而，招工不公现象只是一角，“再苦再累都不怕，就怕没机会”已经成为近年来许多百姓的心声。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一直关注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有的城市以是否名校毕业为入当地户籍标准、有的企业招聘时或明或暗地把非重点大学毕业生拒之门外。这是不公平的，用人城市和单位应该因‘才’录用。”黄德宽说。

民有所呼，国有所应。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今年高校毕业生将达７２７万人，要开发更多就业岗位，实施不间断的就业创业服务，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比例。”

改革所指，民有所动。代表委员认为，细数改革面临的“硬骨头”，多数都与人们的“公平焦虑”有关，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让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

黄德宽说，必须从制度设计上呵护好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起点的公平，更要逐步实现好工作在体制外。“希望‘唯才是用’的新风能够吹起来，让个人奋斗成就梦想成为年轻人的信仰。”

“在城乡居民的机会公平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都需要包括户籍改革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改革来推动，同时我们要做好任重道远的准备。”全国人大代表、芜湖市副市长李霞说。

规则公平——让法治护航规则增进人民福祉

“作为民营企业，一些实实在在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实惠，但发展中还是面临一些不公平竞争现象。”全国人大代表、阳光城（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林腾蛟表示，希望改革破除一些“特权”“关系”现象，为民营企业创造公平发展的环境。

当前，不仅是民企面临不公平竞争，一些代表委员认为，找工作“拼爹”、看病找门路等生活中的“特权”或“潜规则”更容易引起群众不满。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面对深刻复杂的利益关系，如何确保改革在推动规则公平方面的普惠性和实效性成为代表委员广泛探讨的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更多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为民间资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建议，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让民间资本活力充分迸发，使民营经济得到法治保障、享受改革红利。

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表示，规则公平的理念就是依法治国的理念，法治的核心灵魂就是制定出了规则以后，大家在规则面前一律平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参与采写：许雪毅、詹婷婷、宗巍）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李鹏翔）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表示，去年以来，湖北省三级法院都已经新设立环境保护专业合议庭，专门审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整合优化审判资源，使环境纠纷案件得到及时、便捷、有效地解决。今年，湖北法院将在继续巩固环保合议庭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建立环保法庭，加大打击、惩治力度。

李静表示，环保污染等问题已经成为群众非常关心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去年，湖北省高院下发《关于在民事审判庭设立环境保护合议庭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庭设立环境保护合议庭，由审判经验和专业技术相对丰富的法官组成合议庭，专门审理环境纠纷案件。目前，环保合议庭在省、市、县三级１２０多家法院已实现“全覆盖”，专业审理正在有序开展。

李静介绍说，打击环保违法工作涉及面广，湖北省高院还会同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环保厅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通知》，明确各自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职责，建立了四部门相互衔接、协调联动的新机制，强化依法惩治环境污染和环境监管失职犯罪行为。

“作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环保合议庭集中力量，加大了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李静表示，将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完善环保合议庭，探索建立环保法庭，依法审理好各类资源环境案件，不断提升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司法保护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