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夏鹏在小组审议会议上发言：“1.7万人口的乡，只有一名有执业资格的医生！必须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2月27日，夏鹏在寿宁县大安乡看望贫困群众。在乡村调研时，到当地困难群众家慰问是夏鹏的习惯。

东南网3月12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张永定　文/图）这些天，全国人大代表夏鹏的嗓音总是沙哑的。

会上发言，会下交流，他说了太多的话，关乎医疗、教育、公共设施建设、农村公益等等。即使嗓音沙哑，他说话时，依然铿锵有力，一如他的性格，激情、果断。“我不是为自己说话，老百姓的话我必须说！”

2月27日，在寿宁县大安乡卫生院，夏鹏向就医的村民了解诊疗费。

去年当选为寿宁县的唯一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后，夏鹏有点忐忑，常想自己能做些什么。一年时间里，他跑了6个乡镇19个村，下乡比下车间还频繁；平时省、市、县人大组织的视察、会议，只要有资格参加，他几乎场场不落；更多时候，他联络当地的各级人大代表一起座谈，去基层调研，多听多看多想。

从借来10万元开始创业，夏鹏创办的企业已是寿宁县多年的第一纳税大户，外地多次恳切招商，他始终回绝，想为家乡多做点实事。

会议上发言时间有限，他就把想说的整理成议案、建议，希望让大会和政府相关部门看到。会议间歇，他就窝在房间里修改议案、建议，只在天气晴好时绕着驻地旁的胡同走了一圈。提交的10余条建议，都是来自基层的声音。“勇敢地说出来，问题才可能解决。”他说。

他忘不了，临赴北京前，一位村医握着他的手说：“请一定把我们想说的话带到北京去。”

东南网3月12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周琳）

我省全国人大代表蔡金垵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建议，借鉴先进地区做法进一步深化泉州金融改革创新。

蔡金垵建议，一是深化泉台港澳金融合作。进一步放宽台港澳金融企业到泉州金改区设立机构和开展业务的准入要求，支持泉州金改区企业到香港上市或发行人民币债券，允许率先开展泉台跨境人民币双向贷款业务。

二是赋予泉州部分上海自贸区改革政策。批准在泉州金改区建立本外币在岸、离岸账户，实现分账核算管理等。

三是支持泉州开展外汇管理改革。建议外汇部门将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及变更登记下放泉州金改区内的银行办理；批准适时开展泉州金改区外商直接投资项下的外汇资金意愿结汇等。

四是深化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改革。出台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配套政策，扩大和提高民间资本投资入股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的比重；加快推进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的步伐。

五是支持村镇银行发展。

六是做大做强地方法人银行。

东南网3月12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郑昭）

我省全国人大代表苏文金向大会提交建议，推动两岸生物医药产业交流合作。

苏文金建议，国家将厦门生物医药港确定为两岸生物医药产业交流合作示范区，对在厦门设厂的台湾生物医药企业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建立两岸临床试验合作及临床试验数据互认机制，鼓励大陆与台湾的相关机构及企业在厦门联合举办临床试验中心，开展两岸临床试验合作。在比照药品的有条件放开政策、适当设置相应门槛的前提下，将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的监管权限一步到位下放至厦门市。

同时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支持厦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将厦门生物医药港自主研发的重大新药纳入审批绿色通道。将戊肝疫苗纳入国家计划免疫接种项目，接种费用从医保中统筹解决；在药品招标采购中给予优先权；建立具有全国示范效应的成人预防接种门诊模式，促进二级以上医院成人接种资质的开放；增加健康体检人群（婚检、从业人员）的戊肝检测；支持戊肝疫苗等新药以国际援助等方式走出国门。

东南网3月12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郑昭）

“大气污染已从局地、单一的城市煤烟型空气污染，向区域、复合型污染转变。在这种形势下，要破除传统环境管理体制机制的束缚，改变各自在‘一亩三分地’内治污的局面，建立以区域为单元的联防联控模式。”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大气污染已从局地、单一的城市煤烟型空气污染，向区域、复合型污染转变。”近日，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玉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近年来，雾霾已成国人的一大困扰。“甚至连一些以往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的区域也出现复合型污染，严重制约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她说，“防治大气污染，刻不容缓。”

她说，按我国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对当地的环境质量负责。然而，由于城市规模不断扩张、集中连片，污染物通过大气环流在城市间输送，造成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

“在这种形势下，要破除传统环境管理体制机制的束缚，改变各自在‘一亩三分地’内治污的局面，建立以区域为单元的联防联控模式。”她说。

她建议，要统筹省级层面区域大气环境管理，建立省际联防联控管理协调机构，推动省级间大气污染防治的协商、通报、预警、联动机制，促进跨省区域大气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同时，也要建立本省内联防联控管理协调机构，领导全省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对辖区内大气环境质量负总责。

“要制定区域性的大气复合型污染防治规划。”她说，应根据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大气环境问题特征和未来发展需求，提出区域内各地的环境目标和管理要求，并根据各城市对区域大气环境的影响、各自经济发展水平和污染治理能力，制定差异化任务要求与政策措施，划分出对区域空气质量有重大影响的核心控制区，进行重点约束，严格落实分类管理政策。

她还建议，加快跨区域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建设，提高区域空气质量监测能力，建设重污染天气预警体系，开展跨区域大气环境合作研究，发挥科技在防污治污中的支撑作用。

“此外，要善用市场化手段防治区域大气复合型污染。”她建议，按受益者付费、破坏者赔偿、开发者补偿的原则，建立合理的区域大气环境补偿制度，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推行绿色税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对区域内的企业和市场产品实行差别化税赋，取消对区域大气不良影响大的行业、企业、产品的已有相关优惠政策。

东南网3月12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郑昭）

早春三月，永安洪田镇洪田村。

山林葱郁，放眼望去皆是一片绿，空气湿润清新。

然而，上世纪90年代，洪田村森林资源破坏严重，水土流失严重，村民内心无比焦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为了保护好这片森林，让它发挥更大的生态和经济效益，洪田人在“富”和“绿”上做文章，一整套“均山、均权、均利”的林改办法最终诞生。

作为“全国林改第一村”，如今，洪田村森林覆盖率高达81.4%，村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洪田村支书、全国人大代表邓文山由衷地说：“我们应该要留一方绿地给子孙。”

洪田村只是八闽大地上的“一抹绿”。清新福建，生态八闽，已成为福建的一张烫金名片。

山海资源丰富，气候比较好；森林覆盖率65.95%，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全省23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或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12条主要水系水质状况优良，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水、大气、生态环境全优的省份；刚刚公布的全国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10位城市，福州厦门双双入选……说起福建现在的生态环境，代表委员们个个如数家珍。

曾在福建工作17年、走遍福建山山水水的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建设历来重视。早在1999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习近平在长汀考察水土保持工作时，就希望干部群众要锲而不舍，统筹规划，用10到15年时间，争取国家、省、市支持，完成国土整治，造福百姓。

经过10多年努力，长汀将“火焰山”变为“花果山”，昔日不毛之地，如今白鹭翩翩，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林木硕果累累，村民收入逐年增长。

2001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强调“任何形式的开发利用都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进行，使八闽大地更加山清水秀，使经济社会在资源的永续利用中良性发展”。

2011年底和2012年初，习近平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两次对我省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作出重要批示，特别强调，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要总结长汀经验，推动全国水土流失治理工作。

“习近平同志的批示，让我们有更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带着‘进则全胜，不进则退’的决心和魄力，我们齐心协力，全力推动生态省建设。”全国人大代表、龙岩市新罗区西城街道西安村党委书记章联生说。

我省又制订出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的新目标——到2017年，全面完成未治理的48万亩水土流失治理任务；已治理的117.8万亩，将全面改造巩固提升。

长汀经验在全省全面推广，全省水土流失治理取得重大进展。

以去年为例，我省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273万亩，占任务数的118.7%，是“十二五”以来连续第3年超额完成年度水土流失治理任务。为进一步提高治理覆盖面，去年我省率先将水土流失治理重点从县延伸至乡镇，计划2年内投入3亿元，用于100个重点乡镇水土流失治理项目。

代表委员们认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和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总结推广长汀县治理水土流失经验、较早推行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在财政资金使用上推行“以奖代补”、实行领导干部环保“一岗双责”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分不开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

“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共鸣。

“我们的优势在生态，责任在生态，出路也在生态。保护青山绿水是最大的民生。”全国人大代表、南平市市长林宝金说，“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够发展好产业。而产业发展好了，又会更好地重视和促进生态保护。以南平为例，人民群众期盼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宜居，造林绿化、改善生态任重而道远。”他表示，下一步，南平将继续提升现有森林的质量，提高公益林的比重，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对茶山、竹林等进行生态改造，套种阔叶林木，加大荒山绿化力度。同时，加强科研，找出更加适合南平治理水土流失、加强生态保护的好办法。

“在生态建设上，我们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一任接着一任干。”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玉珍的话，道出了全省上下建设生态省的共识。张玉珍说，在推进生态省建设的过程中，福建积累了许多经验，创造了一些典型，我们有加强生态保护的有利条件和成功经验。不过，我们的生态环境也同样面临着挑战。

张玉珍代表的话得到了驻闽全国政协委员杜源生的支持。“我们的自然生态系统总体还比较脆弱，要探索开展多元化生态补偿方式。”他建议，引导企业、社会团体等各类受益群体履行生态补偿义务，从生活和工业用水、木材加工、水电站、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收入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生态补偿金；积极运用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等补偿方式，探索市场化补偿模式，拓宽资金渠道。

代表委员们认为，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殷实小康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都不是我们的目标，必须把“百姓富”与“生态美”有机结合起来。

这一点，邓文山代表有着很深的感触。“生态要保护好，森林要保护好，但也要让农民收入提高。要让农民种好树、看好树、管好树。”他说，林权制度改革以来，由于商品林的砍伐，土地越种越瘦，树木一代不如一代。这对将来的生态保护极为不利。但如果不砍树，林农又没有经济效益。因此，这次，邓文山提出一个建议：商品林一般20年就能砍伐，但我们可以培养到40-50年，成为大材径林木；通过林业部门评估，在20年时进行成本核算，政府先预付农民应有的利润；成为大材径后再增加的利润，由政府扣除预付款后和林农均分。

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市市长刘可清表示，城市的生态建设同样重要。“目前福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城市既要加快经济发展，又要加强生态保护，这其中，应该把握好度。”刘可清说，他说的“度”，就是要把好规划关，把保护生态的理念融入到规划中；把好项目的选择关，上项目是好事，但是上项目也一定要坚持符合产业发展的导向，严格把好环境准入关；把好管理关，凡是破坏生态、污染生态的，必须一律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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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根据国家林业局审定的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我省森林覆盖率提高至65.95%，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去年，我省整合资金16.81亿元，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273万亩，占任务数的118.7%。

去年，我省12条主要河流水质保持为优，水域功能达标率98.4%，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去年全省环境质量状况显示，全省23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99.5%。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只要让处长们把手中的权力拿出来晒一晒，让办事人对经办人员的办事效率评一评，必然切断处长们将权力变现的暗道。

两会代表热议行政审批改革，“处长经济”“科长经济”成热点话题。有代表说，一个处长、科长就导致一个项目拖了很长时间，或者拖黄了的事，太多了。代表中一位厅级干部说：“我有时也会为一些项目请这些有行政审批权的处长们吃饭，送点土特产搞好关系，很无奈。”

能逆转下级请上级这样的“官场潜规则”，看来“处长经济”“科长经济”确实能量不小。按照行政职级来看，科长、处长职务不算高，但很多时候谁都不敢拿他们不当干部。一方面，部门决策权虽不在处长手中，但作为决策后的具体执行者，处长的执行权不容忽视，快办还是慢办，全办还是部分办，都得看他们怎么办。另一方面，作为上传下达的关键一环，他们往往承担着文件起草、审核材料等基础工作。向上，他们的意见分量不轻；向下，又直接面对办事人。卡住了“阎王好见，小鬼难求”的关键位置，自然有摆架子、逞官威的资格。有了这两方面“特长”，“处长经济”就有了基础。曾有人称，某些部委成了“部长领导下的处长负责制”。也正因为此，处长往往成为“跑部钱进”的重点关照对象。

名义上权力不大，手中却掌握了实权，发生厅官要请处长吃饭的事情不难理解，这是应了那句老话：县官不如现管。而在处长面前竞折腰的绝不止厅官，有企业界人士就感叹：“在落后地方，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

当然，要搞死人的处长不多，但堪称搞钱能手的处长却不少，以至于与“处长经济”联系密切的“处长贪腐”，俨然成为了小官大贪的典范。曾任河南省教育厅财务处处长、审计处处长的冯哲落马时，被查出受贿200多万元、800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原处长陈柱兵受贿案，检方指控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400多万元……这些数字提醒我们，反腐打“老虎”固然重要，但更多腐败还是发生在“苍蝇”身上，很多“老虎”也是从“苍蝇”进化而来。论职级，科长、处长确实是“苍蝇”，但掌握了关键权力，处在了关键位置，也可能出现“苍蝇猛于虎”的现象。

其实，“处长经济”并非处长自己有多大的能耐，根源还是手中把持的权力用于寻租变现，从而形成超越职级的“怪胎”。而要打破“处长经济”，遏制小官大贪，也该从规范权力运行入手。行政审批改革推进以来，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已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今年还将加码。通过改革，能取消的取消，该下放的下放，备案能行的就不必报批，集中在部委、省厅的审批权少了很多。改革的前进方向，正是要铲掉“处长经济”的生长土壤。

然而，还有很多不能下放的审批权力，还有一些工作必须由处长执行，怎么办？权力并非等于腐败，只有绝对的权力才可能滋生腐败。行政审批改革提出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只要让处长们把手中的权力拿出来晒一晒，让办事人对经办人员的办事效率评一评，必然切断处长们将权力变现的暗道。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终于抢到了一个发言机会，他说我国有39所“985高校”，112所“211高校”，但在民众心中，“这些学校有的是娘娘级学校，有的是贵妃级学校，还有的只是‘答应’，还有‘常在’”，他们所受的“冷暖”待遇自不相同。（3月11日《北京青年报》）

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反映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这牵涉的其实就是教育的公平性。同样是学校，却要分出三六九等，无形之中，也就给孩子的成才和出彩带来了不公。起跑线偏移了，在“妃子学校”上学的孩子注定要摔倒在起跑线上。

教育的不公平，不仅仅体现在地域上，也不仅仅体现在大学上，更体现在所有的学校上。大城市的学校与小城市的学校，小城市的学校与小县城的学校，小县城的学校与农村的学校，之间都是有着很大差别的。这种差别，体现在学校的等级上，体现在政府的投入上，体现在教师资源的分布上。

一个健康的、和谐的教育环境体现在什么地方？那就体现在所有的学校都受到了一样的待遇，没有政府投入的厚此薄彼。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人为地把学校分出了三六九等。省级实验学校，市级实验学校，县级实验学校，这都是一个个乌纱帽。有了这样的名头，也就有了教育事业的偏心眼，在资金投入上，在教师配置上，在资源建设上，让学校与学校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距离。于是，好学校挤破了头，一个班都能挤得下100多名学生，而差些的学校甚至是教室里空空荡荡。

资金向名校倾斜，教师向名校倾斜，招生向名校倾斜，甚至在就业的时候，学历证书上的红盖章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985、211高校学校出来的孩子找工作都方便。在这种情形之下，哪个家长会为了省几个钱葬送孩子的未来？

我们常常说要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均衡发展不仅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一句话，而是要做到真正的公平。这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摘掉人为地给学校戴上的名校帽子和行政帽子。要多些公平，不能想“宠幸”谁，就“宠幸”谁，在“宠幸”娘娘的时候，岂能忘了妃子？当然，这一切都要严格执行《教育法》，严格按照条文来办事。少些“娘娘学校”，才能给孩子一个公平的成长机会。

期望透过人大代表的努力，能够推动这一建言正式进入修法程序。当法律规定不含糊，警察在开枪还是不开枪的选择上，才更有信心不含糊。

全国人大代表马振川日前建言修改《警察法》。他认为，警察法授予警察使用武器的权利要明确具体，不能在法里面提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因为法要大过规定。

开枪还是不开枪，对一线警员来说，一旦遇上特定情境就必须及时作出选择。开枪得当，将有效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开枪不当，也可能对无辜民众造成伤害。近年来，媒体对警察应开枪而未开枪的指责有之，对警察不应开枪而开枪的质疑也有之。究竟哪些情形下可使用武器，的确需要一个具体而明晰的标准。

查阅《警察法》，与之相关联的主要内容在第十条，“在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这里虽然对可以开枪的“紧急情况”进行了列举，但仍不够具体和全面。后面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也语焉不详。从文义上看，此条款确有改进的空间。

法当然大过规定。《警察法》之所以要在警察开枪的依据上，叠加“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显然不是认为“规定比法大”，这更像是一个立法技术安排。因为警察可以开枪的情形是无法穷尽列举的，让“有关规定”在法律的原则性规定之下，进行具体细化，一方面有助于发挥警察部门在行政立法中的主导地位，使规定更合乎警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保留一定的灵活度，克服成文法为照顾普遍适用性而不得不总是表述得过于抽象与原则。

目前对警察可以开枪作出具体规定的行政法规，是《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这份“有关规定”对警察使用武器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其中第九条对“经警告无效可以使用武器”的十五种情形作了一一列举。同时第十条对警察“不得使用武器”的情形，第十一条对警察“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武器”的情形分别作出了规定。上述种种，已超千字还难称完备或全面。若依马振川代表的建议，立法机关要面临的技术问题是：目前全文只有不到五千字的《警察法》，能否以上千字的篇幅来具体规定警察可以以及不可以开枪的标准？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注定会有不同的声音，这恰恰是这份立法建言的意义所在。没有清楚的权利/力界定，法治就会失去依据，失去规则，失去效率。尤其是对于动辄带来伤亡的“开枪权”，更要慎之又慎。将警察开枪的情形具体规定在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规中，不但能凸显出标准的重要性，更代表着多数民意对警察开枪权的授予和限制。期望透过人大代表的努力，能够推动这一建言正式进入修法程序。当法律规定不含糊，警察在开枪还是不开枪的选择上，才更有信心不含糊。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云帆

据媒体报道，有几十名政协委员联名上交治理雾霾的提案，民革中央、民进中央、民建中央等民主党派也齐刷刷地将目光扫向雾霾；在环保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还出现了中外记者“七棒接力”追问雾霾治理对策的场景。

民之所盼，施政所向。要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识与力量，就要从人民利益出发，确定改革的主攻方向，提升决策的全局性、前瞻性和科学性。空气流动“信马由缰”，当雾霾从地区性烦恼升级为全国性问题，只着眼于局地和一时的头痛医头、盲人摸象式治理，已无法啃动这块硬骨头。必须“全国一盘棋”，在更高层面进行全局统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面霾伏也非一时一地惹的祸。媒体和公众近年来对雾霾的讨论很多，但视角多将雾霾定性为环境问题和民生问题。因为，雾霾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关涉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命题。解决问题，最终也有赖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治理雾霾，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之一。

以雾霾为代表的生态环境问题，如何面对，怎样破题，也是检验执行力的试金石。如果地方政府在制定决策时只看重“金山银山”，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必然会成为牺牲品。这就需要我们的制度，能够有效约束各级政府不能为求得一时的GDP数字而“竭泽而渔”，有效约束“饮鸩止渴”式作为。

因而，治理雾霾，首先要通过改革和完善考核制度，重塑官员的政绩观。追根究底，霾害呈现出“量变到质变”之势，治本之策还在于打造指起来对路、挥起来有力的“指挥棒”，同样是有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雾霾治理工作也应凸显法律的分量。从伦敦、洛杉矶等西方国家城市治理雾霾的经验来看，加强和完善环保立法，是有效治理环境问题的关键。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雾霾，包括两方面的内涵：其一，为节能减排划定法律红线，增加乱排乱放的法律成本；其二，斩断地方环保部门与污染企业的利益链，依法追查环保领域的“苍蝇”和“老虎”。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治理雾霾，关乎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关系，需要在公共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归根结底是由价值观决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践行这一理念需要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也需要企业、社会组织、普通民众将其内化为价值共识。

同呼吸，共命运。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涉及复杂利益博弈的“硬骨头”不少，但相对而言，生态环境的治理，不仅在全社会最有共识，也最能凝聚力量攻坚。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表示了“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对污染宣战”的决心，人们期待各级政府尽快拿出有效、可持续的治霾行动，以此检验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态度。

新华社记者 易艳刚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大外科主任刘忠军在全国人大北京代表团分组审议会上表示，严重伤医害医行为就是犯罪行为，医疗纠纷不能成为伤医害医的借口。他建议改变将医院作为“内保单位”的思路，将医院纳入公共场所治安管理范围。

从去年10月浙江温岭杀医案，到前不久黑龙江齐齐哈尔杀医案，再到前些天广东潮州发生的几十人架着医生游街事件，近年来各地发生的多起伤医害医事件，给原本欠佳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刘忠军代表建议将医院纳入公共场所治理管理范围，希望公安机关投入一定力量，像维护火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治安那样，维护医院的治安秩序和医疗秩序，全力防范、遏制伤医害医行为，这个建议切合实际、合情合理，应当引起卫生行政部门、公安机关等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每一起伤医事件发生后，舆论都同声强烈谴责伤医暴行，呼吁对涉案人员依法予以严惩。同时，人们很快从伤医事件的具体情形，“跳”到从体制层面探讨伤医事件成因、从根本上寻求预防、遏制伤医行为的宏观思路上，并大致形成了如下共识：医患关系恶化，伤医事件频发，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形成完备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导致医患矛盾发生后，患者反映诉求、获得救济的渠道严重不畅，由此激化矛盾，酿成事端；另一方面是由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个人承担医疗费用比重过大，“看病难”、“看病贵”放大了患者的焦虑感、无助感，恶化了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加深了医患双方的对立情绪。因此，预防、遏制伤医行为，关键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大公共财政对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投入，推动医疗资源的公益性配置和均衡分布，切实解决普通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样才能缓解医患双方的负担和压力，完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形成互信互谅、重在协商的医患文化，推动医患关系根本好转。

上述宏观思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眼下预防、遏制伤医事件，却不免“远水不解近渴”。与其他领域存在的问题一样，预防、遏制“伤医”行为，“治本”自然十分重要，且需要高瞻远瞩、统筹协调，但“治标”更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否则在“治本”方案全面实行之前，不知又将发生多少伤医悲剧。当前，亟须按照2012年4月卫生部、公安部下发的《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和2013年12月卫计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11部委下发的《关于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的要求，落实医疗机构内部治安保卫责任，强化医疗机构安全防范系统建设，完善医院、警方联动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在医院设警务室），严防各种伤医害医行为。

医院和火车站、机场一样，都是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将医院纳入公共场所治安管理范围，并不是多么苛刻的要求。预防、遏制伤医当务之急要“治标”，要把违法犯罪势头狠狠打下去，对涉医违法犯罪形成巨大威慑，同时积极落实医改各项措施，努力寻求长远治本之策，才能从源头上保障医务人员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形成均衡、良性的医患关系。

慧宜（北京 职员）

在近期由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对银行产生压力后，各大银行之间，甚至银行业协会就都出现了利用市场垄断优势来击退余额宝的想法。如果各大银行将目前对付互联网金融的这种做派用到未来利率市场化后的市场经营中，势必将会使利率市场化应该达到的效果打一个不小的折扣。

央行行长周小川昨天在两会新闻中心记者会上表示，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内实现。人民币贷款利率去年7月放开管制后，人民币存款利率的放开已经是大势所趋，从目前各家商业银行为吸收存款而普遍利用央行所允许的存款利率有限浮动政策来看，人民币存款利率放开的条件也已经成熟。因此，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到来，完全有可能早于周小川预计的时间。（相关报道见A5版）

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市场改革最重要的一跃，它将对我国居民的储蓄理财发生重要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正如周小川所说，“市场上肯定会出现一些新的过去没有过的机会，这些机会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稍高一些的回报，因此市场会追求这些机会，所以可能就会有利率在一定期间内有上行的可能性。”

利率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这种市场机会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出现，这就是在市场化环境之下产生的市场竞争。只有当各家银行纷纷祭出竞争手段的时候，它们的存款利率才会出现比较大的差别，而储户也就有了选择的空间，从而收获到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好处。但是，由于银行是以存贷款利率之间的息差为基本的生存手段的，存款利息高，它必然要推高贷款利率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但事实上在贷款利率也已实现市场化的条件下，银行又会面临与贷款客户的博弈，在提高贷款利率上存在很大的难度。因此，当储户得到了利率市场化的好处的时候，就意味着银行的息差收益将减少，如果形成趋势，银行甚至可能会从“最赚钱行业”这个宝座上跌落下来。虽然这正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希望达到的目标，但这也决定了银行必然会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市场对抗，一个很可能选择的路径便是多家银行联合起来确定共同的存款利率，或者采取协同手段对付可能出现的挑战者。

很显然，银行之间可能达成的这种合作是一种市场垄断。长期以来，我国的银行得益于政府的特殊照顾，其竞争因子并不是很发达，它们对市场的分工更多是由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分配来完成，尽管这种分工现在已经打破，但各大银行之间仍然表现得很默契，缺乏市场经济之下应该具备的竞争精神。在近期由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对银行产生压力后，各大银行之间，甚至银行业协会就都出现了利用市场垄断优势来击退余额宝的想法。如果各大银行将目前对付互联网金融的这种做派用到未来利率市场化后的市场经营中，势必将会使利率市场化应该达到的效果打一个不小的折扣。

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国金融市场的业态，为了让改革能够顺利推进，还需要建立一系列配套制度。目前，管理部门正在积极研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破产制度，民营资本投资建立自负盈亏的民资银行的工作也在抓紧推进。但除此以外，为了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的新的市场格局，还应建立有效的银行业反垄断机制。

在这方面，央行、银监会作为行业主管机构，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且针对实际情况尽早在银行业建立起反垄断机制，以此来推动市场竞争机制的发育和成熟，而国家反垄断部门更应该对此高度关注。最近两年，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对出现在我国市场上的高档白酒、日化用品以及黄金饰品的垄断行为都进行了查处，对于电信行业的垄断也表示了鲜明的态度，均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因此，对于金融市场存在的垄断现象，反垄断局也有必要密切关注。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健全村务公开、居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有助于社会公共资源均等化、公共服务均衡化。我们非常赞成。但是，政府职能转变，权力下放，监管不能缺位。

比如，政府购买服务初衷是为了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然而，许多原来由政府做的项目转由第三方来承接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如行事不规范、服务不到位。目前，我们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活动也不规范，缺乏有效竞争，亟须规范和指导。政府购买服务，监管不能缺位，否则，政府将项目包出去了，钱也花出去了，却没达到预期效果，百姓仍然不满意。

除了购买服务，还应当发挥志愿者的作用，让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这将有利于基层社区的自治。比如，我们社区垃圾分类管理原来主要靠志愿者，他们不图报酬，只要一份肯定和尊重。志愿者的行动对社区居民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时间一长，垃圾分类就成了习惯。

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对党和政府工作满意不满意，他们的评判很直接。凡是社会公共事务，不管是由政府直接提供，还是购买第三方服务，效果好不好，都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哪些项目可以购买，向谁购买，购买以后怎么监管，如何提高社会组织的能力和水平，如何确保为民服务的效果，把实事办成好事，还要好好探索。

（作者为上海市长宁区虹桥社区（街道）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本报记者曹玲娟、姜泓冰整理）

3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李刚摄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记者曹智、李宣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1日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全军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革创新精神开拓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而努力奋斗。

会上，8位代表就深入贯彻强军目标、军队改革和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等问题作了发言。

在认真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后，习近平围绕实现强军目标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一年来，全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紧紧围绕实现强军目标，坚持各项工作向打仗聚焦用劲，坚持严字当头改作风正风气，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实现强军目标，必须勇敢承担起我们这一代革命军人的历史责任。面对新的形势任务，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我们希望和平，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放弃维护国家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现在，强军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肩上，要挑起这副担子，必须敢于担当，这既是党和人民的期望，也是当代革命军人应有的政治品格。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把带领部队实现强军目标作为重大政治责任，一心一意想强军、谋强军，增强贯彻落实强军目标的能力。广大官兵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坚定信念，忠诚使命，努力在强军兴军征程中书写出彩的军旅人生。

习近平指出，实现强军目标，必须抓住战略契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深入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要坚持改革正确政治方向，坚持贯彻能打仗、打胜仗要求，坚持以军事战略创新为先导，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保障。要破除思维定势，树立与强军目标要求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战斗力标准，深入研究现代战争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抓住制约战斗力建设的重难点问题，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让一切战斗力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源泉充分涌流。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营造有利于改革的良好氛围，凝聚起改革的正能量，确保部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和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习近平强调，实现强军目标，必须同心协力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既要发挥国家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军队要遵循国防经济规律和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建设规律，自觉将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地方要注重在经济建设中贯彻国防需求，自觉把经济布局调整同国防布局完善有机结合起来。要深入做好新形势下双拥工作，加强国防教育，健全国防动员体制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军队建设和改革，配合军队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房峰辉、张阳、赵克石、张又侠、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出席。

会议结束时，习近平来到部分基层和科研一线军队人大代表中间，同大家亲切交谈，询问了解他们工作学习生活情况，勉励大家立足本职岗位，为实现强军目标作贡献。

3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会议结束时，习近平来到部分基层和科研一线军队人大代表中间，同大家亲切交谈。新华社记者李刚摄

今年两会上，无论政府和“两高”的工作报告，还是代表委员的议政建言，“依法”都是反复出现的一个词。这体现了一种法治共识，也强化一项治理标准。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对领导干部来说，如何衡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除了看能不能依法办事，还要看愿不愿依法办事、敢不敢依法办事。

换句话说，一事当前，是先想到法治方式，还是法外手段？处理矛盾，是只想着息事宁人，还是捍卫法律尊严？面对压力，是只顾四处讨好，还是坚守法律底线？调整利益，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还是坚持一碗水端平？

这些问题，似乎都是底线要求，但换个角度，则体现了一种担当精神。“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在中央领导多次强调“担当”的语境中，依法办事应该成为最醒目的度量衡。

现在有种现象，一些地方遭遇负面新闻，不问青红皂白，就火速免职干部，以此平息舆论；不管是非曲直，只希望花钱买太平，赶紧捂盖子灭火；不顾合法与否，在“强者”“弱者”的概念下，主观偏袒一方。这种做法看似高效，却忽视了“法治是最大的公共利益”，也导致了法律公信力的下降。那种“信访不信法”的思维，那种“有律法没办法”的尴尬，那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疲惫，莫不与此有关。不信法律，谈何法治？

实践中，经常会有类似的辩解：“如果样样都依法，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在有些人看来，法律程序繁琐、限制太多，许多“急病”等不得慢郎中，还不如土办法管用。因此，即便是“依法办事”，也不过是做一套法律的面子，操作中还是人治的里子。尤其是推进改革，许多人还停留在“闯红灯”的惯性思维中。决策不依法、遇事不讲法、办事不守法，有认识能力的问题，更有思想态度的问题。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最近一个流行词，也可以用来分析上述问题。许多时候，不依法办事的背后，是一种精巧的利益考量。行使依法不该行使的权力，往往是为了谋求不当利益；逃避依法应该履行的职责，常常是为了降低自身风险。然而，合意依法、不合意违法，倘若都是机会主义，何来法律信仰？宁愿不干事，唯求不出事，倘若都搞明哲保身，何来铁面执法？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倘若都不敢坚持原则，何来法律权威？

当然，强调依法办事的担当，也要有依法平安的保障。一方面要树立导向：比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另一方面要明确后果：比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各级组织部门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对不作为乱作为的惩戒，给敢担当敢负责的撑腰，才能打消“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的顾虑，让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更多干部身上生长。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担当。“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当更多人在领导干部依法履职中坚定法律信仰，当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为普遍选择，法治中国才有希望。

——深化改革看两会④

最迫切的思想解放就是尊重规律，让科学的事情科学办；最需要的支持就是简政放权，让科研力量得以轻装上阵，去搏击技术变革的风浪。

“我们生长的时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技术创新每天都在带来改变与惊喜。看着微信入眠，点击打车软件出行，打开手机看投资收益……正是感受着新一轮创新浪潮的澎湃气息，九三学社的提案聚焦科技创新才更显及时，互联网金融、大数据等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才更有共识。问题是，创新潮流浩荡而来，我们准备好了吗？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解读两会关于创新领域的讨论，这种印象分外强烈。神十飞天、嫦娥登月、蛟龙探海，高精尖的创新杰作，表明孕育了四大发明的中国人，完全有聪明才智打造一个现代的创新型国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不少尴尬与困境。尽管我国科研经费年投入突破万亿元、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世界第一，但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强，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两张皮”问题和孤岛现象依然突出。大而不强、多而不精、研而不用，其实拷问的是：创新潜力如何释放？创新活力怎样迸发？其中的症结又在哪里？

这段时间，不少代表委员都在追问：科研人员的时间都去哪儿了？“1/3跑项目，1/3开会，只剩下1/3时间在搞科研”，这样量化而又富有现实感的答案，引起了强烈共鸣。

一个“跑”字，诉说着一些地方和领域中科研经费“谁跑谁得，有关系多得”的潜规则，项目申报“一盘菜端几家，一个姑娘嫁多家”的乱象，评价机制“外行评内行”的悖谬，资源使用“有人跑钱苦，有人花钱愁”的怪现状。也正是这一个“跑”字，一头连着实验室的试管，一头连着办公桌上的公章，于无奈之中，折射出行政主导干预、资源分配不公、学术权力化等顽疾。

“时间去哪儿了”，问出了科技、市场、政府之间的纠结与冲撞。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卢柯等人指出的，管理部门既有管得太细、导演“拉郎配”的越位问题，也有对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等重视不够的缺位问题，还有急于求成、追求显绩的思想问题。爱因斯坦说过，搞科学研究，不能老在一个木板很薄的地方打很多洞，但就是不敢去碰那木板比较厚的地方。观念上的功利病、管理上的官本位、机制上的僵化症，何尝不是创新之路上急需清除的绊脚石？又何尝不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为紧迫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从这样的现实语境来反思，九三学社的提案看似“爆冷”，其实关涉深化改革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新体制机制，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从建立创新活动的分类评价机制，到推进技术市场建设；从实现政府科研资金透明化，到国企考核与技术创新挂钩，透视代表委员们的建言献策，尽管各展所学、各有怀抱，但无不源于“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的忧患、出于“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的思虑。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今天我们推进创新驱动，最迫切的思想解放就是尊重规律，让科学的事情科学办；最需要的支持就是简政放权，让科研力量得以轻装上阵，去搏击技术变革的风浪。

“站在台风口，一头猪都能飞起来”，一位企业家的创业感悟，道出了企业发展“谋势”与“做事”的辩证法。对处于转型发展关键节点的中国来说，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也是当务之急。九万里风鹏正举，只有在改革中开掘创新活力的台风口，让“处处是创造之事、时时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那么顺势而为的创新力量，不仅能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更能把中国推向现代化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