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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世遗 | 美人何处

2021-07-07 12:41:28作者:来源:搜狐网责任编辑:周冬我来说两句

如果说三坊七巷的深宅大院是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伟岸之躯,那么在白墙黛瓦、曲线山墙下, 那袅袅而去的背影,该是清丽婉约、碧玉玲珑的可人儿了。

藤山,则有一点古老,还有一些潦草。但自从有了洋人,有了林立的洋行和各式建筑,它便如一股来自西洋的风,将潦草迅速收藏,成为福州的风气之先的所在。

那么鼓岭呢,这片终日云雾缭绕的林海,有一天,因为一个牧师的到来,从此与藤山一道, 在清新、质朴的气息中,渗入了些许时尚的热闹。

林徽因、冰心、庐隐,这三个女子,将民国的福州一再撩拨,弦丝清响,满城悠扬。

城之南,藤山如瓜引藤,起伏绵延。千年来,它浮踞于闽江的南面,世以躬耕垄亩、渔舟唱晚示于人间。明洪武年间,在山之北麓陆续有了大大小小的盐仓,舟楫往来处,商业的气息渐次浓厚了起来,并将原先略显潦草的藤山更名为仓山。

不知是谁最先将梅树引种在山上的,一树树、一丛丛、一片片,每到寒冬之季,这里便排山倒海般成为花的海洋;又在春夏之时,在沿江的沙洲低洼处,种上成片成片的茉莉花,由此,这块不大的岛,又被人们称之为“琼花玉岛”。

如今,梅树安在?茉莉存否?梅坞路、上下藤路、马厂街……四月的清风徐徐吹来,满满的,是红的紫的白的紫荆,正散发出只属于春天的气味。它让我想起林徽因——一个飘逸、美丽、机俏的民国女子。

1928 年8 月,茉莉花开正盛。满城花事。

林徽因,她回来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她踏上了这片如花的故土,在福州、在仓山留下了一个清丽的影。

想必她是听说过脚下这条幽深的小巷曾经骏马长嘶、剑气如霜的。当年,戚家军攻剿倭寇,选择了在这里搭马棚养马,由此马厂街的名字传了开来,并延续至今。300 多年过去,往事已如昨日烟花,代之而起的,是花园小径和林立的西式建筑。可园、以园、梦园、爱庐、怡园、忠庐、子园、拓庐、鼎庐、宜庐、端庐……这些由华侨、官宦、文人修建的私家洋楼,随着五口通商口岸开放的步伐,在这块“琼花玉岛”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在它们之前或之后,洋人和传教士已在仓山建起了17 座各国领事馆、3 家教会医院、11 座教堂、11 所教会学校以及百余座洋行,让这儿俨然成为世界建筑的博览会。

这年24岁,新婚不久的林徽因回家省亲,她没有在父亲林长民在水部高桥巷的那栋日式私人官邸居住,而选择了可园,就在马厂街康山里5 号。在可园周围,有精致的咖啡馆、洋行、西饼屋、西餐厅,有著名的洋商俱乐部乐群楼,甚至不远处还有一家跑马场……

显然,旅居欧洲多年的林徽因喜欢这里的氛围,且这儿曲径通幽处,那一座座白漆的高墙、斑驳的红砖内,还不期然能与摇曳的修竹、斜逸的绿蕉相遇,竟又十分契合了她几分娴静和文气的心性!

此后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林徽因匆匆的背影在小巷里来回,为幽静的康山里平添几分精致与柔媚。

她来到塔巷与生母何雪媛叙情最勤,殷殷劝导这位被父亲冷落一边的苦命女人随自己一起远赴东北,开始崭新的生活;她探望了与她有着很多话缘的叔叔林天民,并与他一起讨论东街文艺剧场的设计方案;又在乌石山第一中学作了一场《建筑与文学》的演讲,还到仓山英华中学开了一场《园林建筑艺术》的讲座。

也许,那时候的林徽因太年轻,乃至于只留下寥寥的文字可供我们想象;抑或她原本就是作一次私人的探亲之旅,从而无须让更多的外人关注,去见证一代才女在福州短暂的风华。然而, 这位有着出众的才、倾城的貌,情感生活也像一个春天里的童话,幸福而浪漫的才女,只需她的芳影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便注定要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再为人书写。

如今可园还在。走在康山里,你不必去特意感受四月的风,也依然能够听到心底里燕在梁间呢喃的低语:“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这是属于林徽因的四月,也是我在四月里来到康山里的缘由。只可惜,红楼犹在,佳人难觅,唯园内两口圆形的古井,及井壁上厚厚的苔藓,似仍在诉说那几十年前曾经的一幕。

杨桥路86 号冰心、林觉民故居,每当在它厚厚的风火墙边经过,都会有一根凄美的弦在心里拨动缠绕。林徽因是否来过这里——她堂叔林觉民曾经的住宅? 1928 年,她与叔叔林天民共同设计的东街文艺剧场距这所宅院不过几百米的距离,但此时的林觉民却以烈士之躯将热血洒在黄花岗上整整11 年了。

宅院于是转到了冰心祖父谢銮恩的手上。

其实,在这之前,谢銮恩已在离这不远的隆普营置下一幢宅子,前后三进,坐西朝东,也很是气派。冰心印象很深的是,记得院内有很大的水缸,缸里养有金鱼和莲花,每到下大雨时, 金鱼便从水缸游到院子里来。莲花也开得很旺, “不但有并蒂的,还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红莲”。冰心出生在这个院子里,出生之时,园子里正好开了三蒂莲,于是全家都非常欢喜,说是应了花瑞。

但冰心在7个月大的时候便随母亲一道去了上海与父亲谢葆璋团聚,直到11 岁时才再次回到福州,住进了这个原属林家的旧居。

也许注定冰心要与林家产生太多的关联, 1912 年,12岁的冰心考进福州女子师范学校。这是一所由陈宝琛夫人创办的女子师范传习所,开创伊始,陈意映,即林觉民《与妻书》中的“卿卿意映”便成为该校的首届学生。由此说来,陈意映算是冰心的师姐了。只可惜,这位出自官宦人家、自幼耽诗好吟咏、著有《红楼梦》人物诗一卷的多情女子,在林觉民舍身就义后竟郁郁而终,唯林觉民一巾手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 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令后人无尽感慨!

1905 年,陈意映与林觉民结婚时,位于闹市区的这座宅院叫“双栖楼”,他们一起在这里住了6 年,“初婚三四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而冰心住进来之时,尚为一个刚从烟台兵营回到城市坊巷的天真烂漫的少女。此时她对南后街的灯市、对听不懂的鸟语一般的福州话、对来来往往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大家族生活既新鲜又好奇,尤其对生活的两“点”——家与校,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在晚年曾深情回忆:“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并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进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对于学校,她亦如此写道:“1912 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多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同学。至今我还能顺老师上课点名的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的名字。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之一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作文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离开女师的时候,还来了一位教体操的日本女教师,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

这一次,冰心总共在福州住了两年。1913 年秋,她再次随父北上京城,从此开始她的另一种风华人生。

与冰心相比,生于杭州长于北京游历欧洲、终身只回过一次福州的林徽因,对于父母之乡福州的记忆,当远无冰心来得深刻。她是不太谈亲戚间的事的,对于这次福州之行,也未留下更多的文字记忆。但她与冰心却是十分熟识的。1925 年,冰心与时为男友的吴文藻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林徽因也与男友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攻读建筑学,于是两对恋人在美丽的山川秀水间有了一次堪为难得的相聚,并留下一张珍贵的野餐照片。以后两人又都长居京城,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因“爱的哲学”而誉满文坛, 一个则以中国建筑学上的卓越贡献和文学上的惊人才华而令世人为之倾倒,被人叹为“一大才女”。对林徽因,作为同乡的冰心也是赞赏有加的,称她“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丽的一个”,甚至在比较林徽因与陆小曼时,也以为林徽因是“俏”的、陆小曼则不“俏”。

一直以为,林徽因与冰心是代表着两类不同的福州女子的气质:林徽因恰如冰心所说俏美,在逼人的美艳之中飘逸出一股清丽之气;而冰心则更多体现为慧美,集美丽、温柔、聪慧于一身,乃大气之美。人们常说上苍给予每个人的恩赐是一样的,此话于“俏美”的林徽因和“慧美”的冰心来说,私以为是恰当不过的:同是民国时期的福州女子,上苍赋予了她们同样的姣好容颜,同样的名门出身,同样有一个给予她们无限爱的大家庭,也同样,都有一个与她琴瑟和鸣、始终爱着她的“他”。

但对于同为福州三坊七巷中的民国才女庐隐,我却常常慨叹于上苍的不公。与林徽因、冰心相比,这位出生最早、扬名文坛最早,被赞为“五四的产儿”“觉醒了的女性”,她的人生经历却是何其坎坷曲折:刚出生时恰逢外祖母去世,从此被视为不祥之物而遭父母及众兄嫌恶;长大后,爱情、婚姻屡遭变故,苦多于乐;及第一任丈夫郭梦良去世再遇小爱人李唯建后,生活的滋味才刚体味,竟又因临盆难产夺去她年轻的生命,时年仅仅36岁。此短短的36 年,人世间死亡之大难几乎萃集于她一身。难怪她的作品她的人,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

这是大悲大痛的庐隐给我们留下的表面的一面,但现实生活中的庐隐,又是个爽朗旷达的人,或正如她的自白一样:“在写文章的时候—— 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荫翳渐渐遮满,深深的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这样的“色彩”,在我看到她与挚友石评梅喝酒的状态“我们如同疯了一般,一杯,一杯,接连着向唇边送,好似鲸吞鲵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一小坛子酒吃光了,可是我还举着杯‘酒来!酒来’叫个不休”之后,我便全相信了她的豪放、热烈与侠气!虽然,这样不一般“色彩”的庐隐或内心里是积藏了太多悲凉与沧桑的,但我仍然为这样的福州女子而震惊,而叹服!

如此丰富性情的,小时也曾与冰心有过交集,她来到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就在同一年。这个不单年龄小,身材也小的名叫黄英的女学生,她是真调皮啊!她调皮的方式是笑,不停地笑,只要见到哪个同学的举动、面孔、衣着上有所异样,便开始大笑,一声接一声的,直到那人被笑得落下眼泪方才罢休!

不知道在晚年还能顺着老师班上点名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名字的冰心,是否记忆里有过一个叫黄英的人?只不过,那时的冰心不叫冰心,庐隐也不叫庐隐。

但鼓岭肯定记住了这个叫庐隐的女子。

那是1925 年底,因着丈夫郭梦良病逝,庐隐怀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扶柩回榕,不得已在福州南后街郭家与郭梦良发妻住在一处,过着“极人世之黯淡生活”的日子。1926 年春,庐隐经人推荐回到她曾经大笑着把同学笑哭的学校——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职。

这家与校间,一边是店铺林立,街市狭小,每到夏季便横七竖八躺着伙计,鼾声如雷;一边是书声琅琅、充满童稚与笑声的书堂。每天庐隐从家里出来,穿过一条大街,再折过几条榕荫蔽日的小巷,当看到路的两边摆满了一排排的线面架时,她荫翳的心情便又开始变得多彩起来。

6 月如火,闷热的城里是无法待下去了,她想起了福州东郊的鼓岭——人所尽知的避暑胜地。

100 多年前,天下尚是大清王朝的天下。有一天,一个名叫伍丁的美国传教士兼医生从使馆林立的仓山出来,抄鼓岭近路去连江为人看病。当他踏上鼓岭,在牛头寨休息时,不禁为这里的六月寒惊叹不已。不久,他在嘉湖里租地建起了第一座私人别墅,同时俄国人在他的大肆宣扬下也在双贵顶建起了4 座别墅。到1926 年庐隐来时,这儿已经成为各国商人、买办、神职人员、文化人享受清风明月、茂林甘泉的休闲胜地,单各式别墅就有上百所,由此衍生出来的7 条街道布满了百货店、书局、照相馆、咖啡馆、电报局、旅行社、西医诊所、警察所等,让这儿俨然成为仓山之外又一个万国建筑博览会。

庐隐在鼓岭三堡埕的一户农家住了整整59天。每天,天蒙蒙亮起,她便在雾拥云迷中,体味着朝旭未出将出时带给她的迷幻般的感受。农户门前有十几株柳杉,柳杉下面有成群的小鸡和两三只狗儿,屋子周边的菜园子种着绿生生的青菜萝卜茄子豆角;不远处便是农田,层层叠叠的,农人们戴着没顶的草笠,一边看着老母牛啃草,一边含笑看着孩子们在水涯边捉蛤蟆。这是何等闲适的生活!她看着眼前的景,想着城里逼窄促狭的房屋和街舍,想着家中庭院纵横杂陈的洗衣盆、汲水桶和孩子们嘈杂的哭叫声,想着看似光鲜的如她一样的知识分子,倘若哪天没有了工作便没了衣食的安全,她便对这些能够自给自足、过着神仙般日子的农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这时的庐隐,是真切地感受到了身心两忘的放松,认为“两个月之中我得到比较清闲而绝俗的生活。因为那时我是离开充满浊气的城市,而到绝高的山岭上。那里住着质朴的公民和天真的牧童村女,不时倒骑牛背,横吹短笛。况且我住房的前后都满植苍松翠柏。微风穿林,涛声若歌,至于涧底流泉,沙咽石激,别成音韵,更足使我怔坐驰神。我往往想,这种清幽的绝境, 如果我能终老于此,可以算是人间第一幸福人了”。当暑期结束,她不得不坐轿子下山之时, 她是真的不舍,“仿佛离别恋人的滋味一样呢,一步一回头”。

两年后,回家省亲的林徽因踩着庐隐走过的石阶路,也来到鼓岭消夏。当她身着旗袍一身清气地坐在人力轿子上,从陡险的山径,来到比较平坦的路上时,是否也像庐隐当年,“兜夫‘哎哟’的舒了一口气,意思是说‘这可到了’。而我们坐山兜的人呢,也照样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也是说‘这可到了’”呢?

有意思的是,几年后郁达夫也来到了这里,他不但细致地描绘了鼓岭的方位,还对这里的房子赞誉有加:“壁以石砌,廊用沙铺,一区住宅, 顶多也不过五六间房间,小小的厨房,小小的院落,小小的花木篱笆,却是没有一间房子不备的。”他在朋友的带领下到附近山上转了转,还在一位白须老者的盛情邀请下融入当地的清明酒席中喝了土酿的清明酒,“觉得这种以红糟酿成的甜酒,真是世上无双的鲜甘美酒,有香槟之味而无绍酒之烈”,进而许愿:“千秋万岁,魂若有灵, 我总必再择一个清明的节日,化鹤重来一次,来祝福这些鼓岭山里的居民。”

往事如烟。

俏丽的林徽因一辈子唯一的一次福州行,留下的是一个清丽无比的影。51岁,她在人间的四月天里落尽繁华。

慧丽的冰心,这位“文坛祖母”在福州有过三次短暂的停留(除出生及少女期的两年外,新中国成立后又曾回来一次),她对故乡所有的情感,都化作一纸散文——《我的故乡》,故乡福州于她而言,是花事,是灯事,还有的,是少女的心事。

而于庐隐,她是性情中人,性情的庐隐在福州,悲苦多于欢乐,唯鼓岭阵阵松涛,至今仍传说着她在盛夏之日,黎明前那脸上的一抹嫣红。

(摘自《闽都文化》2015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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