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世遗丨始于福州的两次粮食革命

“八山一水一分田”，人们是这样形容福建的地理环境的，生动而贴切。在面山环海的福建，不乏碧海青山，不缺山珍海味。然而，可耕作土地的稀少所带来的粮食短缺一直是困扰这个备受山海恩宠区域发展的历史问题。

谁也料想不到就在这个全国耕地问题最突出的区域，引爆了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粮食革命，其爆发点就在福州。

一

当历史进入唐五代时期，长期的政局动荡让北方的耕地养活大量人口已经勉为其难，而且当时北方以种植小麦为主，单位面积产量也较低。虽然早在距今7000多年的河姆渡遗址中便发现了稻谷，但原生稻种产量低，又不耐旱，颗粒干瘪，种植范围极小。中华大地被粮食产量所困，文明的发展受到束缚。

为了躲避战乱，大量人口涌入福建，人多地少的矛盾进一步尖锐。聪明的闽人很早就懂得通过贸易，凭借海外交通及水陆便利的优势,从江浙、江西甚至海外等地进口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然而，粮食进口始终治标不治本，特别是在全国普遍粮食短缺的情况下，通过贸易获得粮食非常有限，不能保障民生必须的粮食持续可控的供应。

要么尽可能地开拓耕地，要么在有限的耕地中提升产量。这是内发性解决福建本土粮食问题的根本渠道。前者受到客观地理环境的限制，要实现根本性突破非常困难；反而是后者，成为闽人突围的目标：除了引进北方先进的劳动生产方式之外，寻找高产的作物品种成为闽人在“舟行四海、货通天下”商旅中自觉自发的“额外使命”。

到了五代末至北宋初年，福建商人在“占城”（今越南）这个地方，发现了一种优良稻种——“占城稻”。他们观察到这一盛产稻米的地区，农民耕作极为粗放，在土地上随意撒种，任其自然生长，既无灌溉设施，更无精心呵护，稻米产量不仅多，品质也相当稳定。难道仅仅是因为越南的水土好？或者说是稻种本身的生命力顽强？如果将这种水稻带回人多地少的家乡，是不是能够让家乡的人民吃上饱饭？于是这种良种水稻便跟着商人的海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了福州。

由于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在哪个确切的时间通过何种方式将占城稻引入福建。我们只知道，占城稻只是当时闽人所引进不计其数的海外物种中，最为成功的尝试之一。

我国原有稻种，从插秧到成熟，要经过150天左右，秧苗在苗床还需要1个月。而占城稻因为耐旱且早熟，从苗床移植到稻田后，只需要百天就能收割，此后经过改良，成熟期更加缩短，最快五十几天就可以收成。一年可以“二熟”，在有些地方甚至是“三熟”，极大地提升了单位亩产量。更重要的是占城稻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而且耐旱耐涝，生命力非常顽强。

很快的，占城稻在福建地区迅速推广开来，使得福建的粮食紧缺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这一稻种引起了宋朝最高统治者宋真宗的重视，他先是以珍货从原产地占城获得了20石的稻种，在皇宫后苑中试种，组织皇室和官员参观。宋代僧人文莹撰《湘山野录》中记录了这一说法：“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绿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湘山野录》写作于公元1068～1077的熙宁年间，距占城稻引进和推广时间不久，只约60年，有一定的可信性。很显然试种的结果，让宋真宗非常满意，秋收后他还特意宴请大臣品尝占城稻所炊制的米饭。《宋史·真宗本纪》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九月丁酉“出玉宸殿种占城稻示百官”。天禧二年（1018）冬十月庚子“御玉宸殿，召近臣观刈占城稻”。天禧四年（1020）冬十月，又“召皇子、宋室、近臣玉宸殿观稻，赐宴”。还特意做了七言的《占城稻颂》来赞美这种海外良稻。宋真宗的所作所为，足见他对占城稻引进和推广工作的重视。气候学的研究表明，我国历史上存在着明显的旱涝变化，气候由公元900年前后的湿润多涝灾迅速转变为干旱多旱灾。特别是原本富庶的江南地区，也面临干旱的挑战。面临江南地区的旱情，宋高宗有意将占城稻作为应对天灾的有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