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碑记载郑和七下西洋 见证海上丝绸之路历史

《明史》中，关于郑和七下西洋的年月、航行路线、到达国名等方面的记载大多是错误的。84年前，从长乐南山天妃宫遗址中挖出来的一块石碑的碑文内容，纠正了这些错误。15日，记者在长乐郑和公园内的郑和史迹陈列馆，看到了这块“镇馆之宝”——天妃灵应之记碑。

天妃灵应之记碑俗称“郑和碑”，是郑和于明宣德六年十一月第七次出使时镌刻的，全文1177字，记载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所历诸国及在长乐活动情况，是目前国内研究郑和下西洋最珍贵的实物史料。

碑文纠正《明史》多处错误

记者看到，天妃灵应之记碑碑额书有小篆“天妃灵应之记”6字，其中2字残损。字框的上端及两侧阴镌线刻如意云气纹，顶端正中涌出一轮圆月，石碑正文四周镌刻着缠枝蕃莲花纹。

陈迟是郑和史迹陈列馆馆长，也是长乐郑和研究会理事。对于这块碑的内容和重要意义，陈迟再清楚不过了。“它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实物史料，纠正了《明史》等书籍对七下西洋的年月、航行路线、到达国名等方面的记载错误。”陈迟说，涉及郑和下西洋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大多在明代中叶被“海禁派”所销毁。这给后人了解郑和下西洋的详细过程，带来了困难。《明史》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后200多年才编纂的，难免有差错。因此，像天妃灵应之记碑这样的实物史料，很是珍贵。

陈迟告诉记者，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往返年代和意义，过去一直以乾隆年间张廷玉纂修的《明史》为准。《明史》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寻找流亡海外的建文帝，并展示大明的兵力”。但根据天妃灵应之记碑文记载，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往诸番国，开读赏赐”。前者的说法充满火药味，后者的内涵则是经贸文化交流、和平外交。前者为后来学者所编撰，后者为郑和亲自刊记，可信度更高。“其碑文可订正和补充史书记载中的某些错误与不足，是我们祖先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

石碑曾一度在战乱中遗失

天妃灵应之记碑的发现，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块碑最早时立于长乐南山天妃宫内。由于年久失修，天妃宫倒塌后，碑被埋于荒土之中。1930年，一位农民在天妃宫遗址挖土时发现了这块碑。当时的长乐县长吴鼎芬立即派人将碑移到县署“思善斋”侧。吴鼎芬离任后，此碑又被乱草掩盖。

1935年，湖南人王伯秋担任福建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长乐县长时，偶然间在县署档案中看到了这块碑的记载，于是派人到处寻找，终于在草丛中发现了它。王伯秋对碑文进行摹拓后，分寄国内外学者鉴定。石碑的发现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学者们纷纷写文章进行评述、考证，掀起了以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研究的热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不让重要物资尤其是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文物落入敌人手中，王伯秋组织民众疏散物资，并决定将天妃灵应之记碑北运，寄存于安全之处。在碑石运走前，王伯秋特别嘱咐手下林治渭，战后务必排除万难运回此碑。

不久，第一区行政专员公署北撤，王伯秋离职，碑石最终寄藏何处便无人知晓了。抗战胜利后，林治渭调任长乐教育科长，开始四处寻找石碑的下落。一次，他在与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萨北寅闲谈时，得知当年长乐古物北运时，曾想寄藏于省立图书馆，由于图书馆也在搬迁之列，所以没有接受。林治渭于是请萨北寅调阅档案，查找此碑下落。

工夫不负有心人，萨北寅终于在档案中找到线索：原来石碑寄藏于南平一仓库中。几天后，几经辗转的天妃灵应之记碑，终于回到了长乐。

长乐太平港曾贸易繁荣

郑和七下西洋开创了世界航海史之先河。每次出海前，郑和都在长乐驻泊，造船练兵，这也给福建的造船业、航海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明朝王应山在《闽都记》中就曾提到，郑和在长乐造船时，这里贸易繁荣。

陈迟介绍，按照碑文记载，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郑和下西洋后，大大推动了中外和平友好交流，促进对外经济贸易，许多国家的国王及其亲属、使臣纷纷随同郑和宝船来华朝贡，从福州或泉州上岸，然后再由驿道进京。有些使节和其亲随甚至会在长乐住上一段时间。

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载，永乐十五年，郑和下西洋时，各国争先进贡本国的珍贵动物，其中“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禄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麋里羔兽”。各国的珍奇动物从长乐被带到了全国各地。郑和七下西洋及其后一段时期，长乐太平港成了一处著名的贸易港口。

(福州日报记者　祝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