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野下的百年船政

船政精英馆

大变革中的小人物

福州曲艺名家陈竹曦儿时的“房东伯伯”余荣惠，15岁那年进马尾造船厂，为人实心勤快，不久就当上正式技工。有一次，监工请洋匠首（高级技工）帮做自家黄包车的车灯，洋匠首被难住，可余荣惠照着样品居然做成，心生嫉恨的洋匠首找茬动手把他的左耳膜打破。余荣惠奋力使出家传鹤拳将洋匠首打倒，被厂方开除后，开起福州第一家脚踏车修理店。

19世纪70年代，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总计不上万人，福建船政工人即占1/5强。在陈竹曦看来，福建船政第一代中国工人原先对机器生产并无所知，却在洋师傅的歧视和简陋落后的生产条件下，迅速熟练地掌握包括精密仪器在内的制作工艺，使洋工匠师傅提前结束教习任务回国。

工程最旺时多达3000人，福建船政在培训技术人才方面的成就，远超当时同为法国人助建的日本横须贺船厂。一位法国海军助理工程师在1868年路经福州时写道：“中国工人极快就懂得了使用我们工具的益处……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日本工人截然不同，我们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使日本工人放弃他们常用的办法去干某件事情。”

法国学者巴斯蒂夫人搜集到大量来自法国方面的史料，表明“中国人适应得快，也学得快”。有趣的是，她还以法国人的视角来看法国工人在福建船政所起的成功作用：学徒班（艺圃）有近300个青年人，白天在车间做工，晚上听三小时的法语、算术、几何及绘画课。这些课程由一些法国工头和工人们自愿教授，他们为此可得一笔额外收入。中国工人与法国工友一起按组工作，是船政当局一项最有创新意义的培训计划。

“福州出了很多海军世家，也出了不少技术工人世家。”省委党校教授林星认为，近代福州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与福建船政大有关系，像长乐市有个筹岐村（现属航城街道），与马尾隔岸相望，当年兴办船政，许多村民被招收进厂，当中的王氏家族许多后人延续吃“机器饭”，在早期的福州电光厂和现代的三明重机厂、省机械研究所，都是出了名的机师。

一些老工人回忆，船厂招工更早一些要考提举武石，筹岐人照样做了三个，青年人天天练。有感于这些小人物的事迹总被湮没无闻，陈竹曦提议：船政工人劳动、生活的一些情况，也是船政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待于进一步去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