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田有文字可查历史近千年
我的家乡龙田镇是福清人口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闻名遐迩。但是，龙田之名声在外，还因为她古称牛田，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率领大军于此打了两场大胜仗，歼敌无数，大快人心，史称“牛田大捷”.这段辉煌史实，《明史·戚继光列传》以及戚继光长子戚祚国撰写的《戚少保年谱》中都有详尽描述，闽、融地方史书更是大书特书。所以称之牛田，相传古代这里为滩涂青草地，专为官府放牧牛马而设，宋代就逐渐成为人口商贸集镇。清乾隆年间修纂的《福清县志》载有“方括图”（即福清地图），标有“牛田镇”.在“建置志”中有宋延佑年间（1086-1094年）建有官府管理盐业的“牛田盐课司，在县东南时和里”的记载。在“地舆志”中有“牛田市，在时和里”.当时所谓的“镇”、“市” 不是行政区划，指的是“宋代以后县以下的小商业都市”（《辞海》），说明牛田已具有一定的人口经济规模，集市贸易相当兴盛。下文引用的叶向高文稿中形容为“万家之乡”,“巨镇”之“最盛者”,可见一斑。
牛田的地名较早出现于宋延佑年间的“牛田盐课司”,至今已有920多年了。再往前走，还能跋涉追溯“牛田”之源头吗？孤陋寡闻如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现在，除了福清老百姓数千年来不改初衷，在方言中一往情深地呼唤“牛田”外，地名“龙田”,已通行通用100多年了。那么，是什么时间、什么原因要更名呢？一般的说法是，清末，随着“牛田”集镇的不断繁荣，当时在街道南端建有一座牌坊，上有“登龙门”,附近挖有“龙舟塘”.当地百姓为祈求安康幸福，如金龙腾飞，遂改称“龙田”沿用至今。作为土生土长的龙田人，我一直相信这个说法而未予深究。小时候虽没见过“登龙门”,可跟随母亲到“龙船塘”（方言）水边石条子洗衣裳，清澈凉爽的塘水没过膝盖头，童稚眼里，那可是“烟波浩渺，一望无际”啊。再后来，“农业学大寨”填塘造田，“知青”的我在这水田里插秧割稻子，再再后来，这里盖起了一座座小洋楼……
牛田自古雅称龙田
今春闲时翻阅明三朝宰相叶向高自撰《苍霞草全集》，繁体竖排不断句，依旧一知半解地啃着。无意间发觉叶老先生对“牛田”满怀深情，多次为 “牛田”的人与事写文章，并且使用“龙田”这一地名。这里仅举三例：
《苍霞余草卷之二》有《福庐灵岩记》：“入福庐有两路：一自龙田（加粗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一自贞塘。自龙田入者，抵山下有棹楔，额以‘福庐真境'.”
《苍霞余草卷之三》有《思山张翁八十寿序》：“自融以东多巨镇，而最盛者曰龙田。其阛阓之栉比，市肆之殷阗，衣冠文物之繁伙，甲于一邑。故家大族冠者盖相望。”又有《裴亭何翁六十宾饮序》：“吾邑有龙田，盖万家之乡也。闾井栉比，列肆如林，渔盐谷粟，珍鲜缟纻之利，衣被一邑。其人备四民之业，而以什一起家者，往往不乏。” 当然，“牛田”的地名还是要用的：
《苍霞草卷之十》有《重修报功祠记》：“当公（指戚继光--笔者注）之去闽，倭益肆。其巢吾邑之牛田者，亦不下数千，至耕牧其地为长久计。戚公一鼓荡其巢……”
《苍霞余草卷之九》有《明赠中宪大夫廉州府知府恭齐何公偕配薛太恭人合葬墓志铭》：“赠公讳善为，字舜治，别号恭齐。先世自固始，不知何时卜居牛田。”
叶老先生文集中对“牛田”、“龙田”地名的交叉使用，令我惊诧，颠覆了自己固有的观念。叶氏与戚氏系同一时代人，戚比叶年长31岁，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戚家军取得第一次“牛田大捷”时，叶氏才3岁，从在娘胎中便跟着母亲在倭乱中四处逃难。叶文明证，至少在彼时，“牛田”、“龙田”便已并用。或许老先生在祝寿，或寿辰“宾饮”时，“雅事”用“雅称”--“龙田”.若是，便可得出结论：牛田，雅称龙田。
再说“登龙门”.几年前“登龙门”石门额在龙田二村出土，现被镶嵌在该村观音阁外墙上。日前再次前往观摩，这是一条长3.11米，宽0.73米，单面的石门额，应该是寨门的门额，而不是牌坊。左边一行竖排小字系“宣和二年岁次庚子仲春”.宣和为北宋徽宗末年，庚子年系1120年。这说明“牛田大捷”之前的440多年，“牛田”就是一大商业集市，街道南端已经建有“登龙门”.所谓“清末”时期，充其量只能算重建。由此可见，因清末建“登龙门”而改称“牛田”为“龙田”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其实，“龙田”的来源还要提到“群经之首”的《易经》。《周易》乾卦的第二爻“九二”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直译：龙出现在田间，有利于大德之人出来治世）。有了“登龙门”,有了“龙船塘”,文人雅士或许以为“牛田”土味太重，借用《易经》乾卦生机勃勃的第二爻，将自己世代居住的“巨镇”雅称为“龙田”.一如福清雅称玉融。“登龙门”所在地张厝村（现称二村），其始建于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的“清河张氏宗祠”里有一副古老对联：“清河流厚泽，千年见于龙在田；福邑肇宏基，五世凤鸣昌厥后。”跟二村比邻的何厝（三村）始建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的“庐江何氏宗祠”也有一副老对联：“龙从田见开科甲，庐合江流衍派支。”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景。窃以为，“龙田”作为牛田的雅号，可以认为是很早就紧随其后的。对于这一古镇来讲，“牛”是她的根本，她的物质基础；“龙”则是她的灵魂，她的精神追求。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启用龙田地名？
现在我想知道，从地名学的角度看，雅号“龙田”什么时候正式取代“牛田”呢？据《福清市志》（1994年）卷一之第二章《行政区划》介绍，“宣统二年（1910年），县筹办自治，除城区外，划5镇、10乡，并置城镇乡筹办自治公所和城镇乡自治会。5镇：东张、海口、渔溪、龙田、高山；……”这是信史。说明至迟于1910年“牛田”已更改为龙田。那么之前，还有可能性吗？
校址位于龙田的福清第三中学，其前身为来华教会创办的“培元书院”,拥有120多年历史。原校长王钦发在该校工作期间，萃聚了不少珍贵档案资料，在他应约为我提供的文史资料中，有5份相连贯的“福州美华书局活版”印制的《美以美教会年录》，整版刊载“福邑培元书院报单”.首张注明时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指出“除传道之子弟在县肄业外，宜另立一所在牛田地方，以便诸生童学习焉。”此外，该报告还有三处提到“牛田”.证明1895年仍然名之曰“牛田”.
接下来一张“福邑培元书院报单”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仅隔一年时间，报告中的“牛田”就变成“龙田”:“忆旧年书院分为两所，一所在县中，一所在龙田。”该报告还有三处提到“龙田”.另3份《美以美教会年录》，分别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均明白无误地提到“龙田”,“牛田”的旧地名业已消失。以西人（含为其服务的华人）办事之严谨认真，对教会创办的书院所在地，不会擅自变更地名的。何况西方宗教对中国的“龙文化”也不感兴趣。那么，是否存在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为分水岭，牛田正式更名为龙田的可能性？--这只是笔者的孤证，难以确论，希望看到更多的佐证。
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地名就是乡愁。从牛田到龙田；从先民牧牛放马的海滩地，到如今欣欣向荣的省级小城镇综合改革建设试点；沧海桑田，一路相伴，一路惊喜。缅怀战鼓声中戚家军平倭的刀光剑影；见证退隐乡间的宰相叶向高开辟福庐山，“秀甲闽越”,而后毁于“文革”、于今重修；感受传统文化中“龙文化”、“《易经》文化”对先民审美理念的浸润；记载祖先对繁衍其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认知与思考；也蕴含着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延续文化命脉的启迪。我不想“独乐乐”,愿与龙田的乡亲共享之。并请教于对地名文化有兴趣的读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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