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节是晚清厦门的儿童节：约翰·A．戴维斯笔下的闽南经济和风情

厦门风筝节

漳州土楼

鼓浪屿

1901年至1904年间担任福州鹤龄英华书院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兼学者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在1912年出版《海外传教的副产品》（Some By－Products of Missions）。此书不谈何德兰自己在晚清的传教经历，也不为某位传教士立传，而是讲述西方传教事业对晚清教育、医疗、科学、语言以及商业等方面的影响。

或许何德兰暗中预见基督教终究不会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因此19世纪西方传教事业中有价值的，反而是它的“副产品”。现在看来，何德兰眼光独到。这些“副产品”也包括文学。英美传教士或其家人留下不少以中国为背景的英文小说，其中一些仍值得一读，比如约翰·A．戴维斯（John A． Davis）的《晚清女奴》和《年轻官吏》，它们都以闽南为故事背景。

两个“副产品”

1897年10月2日，《罗克兰县周报》刊登约翰·A．戴维斯的讣告。

根据此文，戴维斯1839年出生于纽约州阿尔斯特县的一个小镇，他在镇上普通中学上学，然后入读罗格斯学院（即现在的罗格斯大学）。1865年，戴维斯大学毕业，随后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就读3年。1869年1月，他和妻子玛丽·E．威克洛（Mary E． Wickolf）作为美国归正教会名下的传教士远渡重洋前往厦门传教，两人在厦门一带传教两年。1871年初，戴维斯因病携妻离厦返美。此后，他在新泽西州和纽约州的几处教堂为牧师，同时笔耕不辍。1897年9月，戴维斯病逝于纽约州。

戴维斯留下的“副产品”是6部长篇小说，其中4部以19世纪的闽南为故事背景，分别是《晚清女奴》及续篇《连左：晚清女基督徒》（1886年）、《李昭林：晚清牧师》（1884年）以及《年轻官吏》。《晚清女奴》和《年轻官吏》属于“社会问题小说”，另外两部则属于“宗教小说”。

《晚清女奴》1880年在费城出版，该作395页，讲述因村里闹饥荒，4岁女童李连左被卖为奴，村里唯一怜惜她的是老媪庆嫂，庆嫂的孙子骄和连左情如兄妹，并希望日后能结为连理。几经人生变故，连左再次遇见骄，两人感慨世事变迁，却无法实现少时的梦想。

《年轻官吏》1896年在波士顿出版，该作396页，讲述厦门摆渡人林椿的儿子林代协生于太平天国起义之年，长大后开始接触西洋人和西方文化，还被任命为福州水师的官吏，却因采纳传教士的赈灾方法而被一些清朝官吏讥讽为“外国官吏”，最终心灰意冷地回厦门帮助父亲经营船运生意。

两部小说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它们描述19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闽南中下层阶级（尤其是农民、船夫和摆渡人）的生活。《晚清女奴》中，连左出生的村庄“位于河畔，离海边不过几英里”，柯长侯买下幼小的连左坐船一天半逆流而上回村，这个村庄是座土楼（lau），坐落在平地的尽头，靠着山，村民讲闽南语。这些描述符合漳州的地理环境，漳州有九龙江及其支流，河谷平地较多，亦有许多土楼。小说提到厦门（Ha Bun）和福城（Foo city），福城应是影射福州（Foochow），“州”作为行政区分，就是指带有围墙的城市。

《年轻官吏》则以厦门为故事的主要背景，强调鼓浪屿（Kolongsu）在海战中的重要性，对太平天国余部攻占闽南的描写也有历史依据，只是在时间点上并不囿于历史。两部小说描写闽南独特的经济模式和风土人情，着墨较多的是江海经济、土楼建筑以及传统节日。

闽南江海经济

这两部小说不仅反映农业在晚清闽南的重要地位，更反映江海在闽南人民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生产生活中的独特地位。

当柯长侯买下幼小的连左坐船回村时，庆嫂也在船上，为安抚伤心的连左，庆嫂就转移连左的注意力，她让连左观察附近船只上的货物：“其中一艘船上有多个大竹篮，竹篮没有覆盖物，其形状像巨大的水果罐头，只是竹篮的底部很大，顶部有小口。每个篮子装着6到20只活蹦乱跳的鸡、鸭或鹅。另一艘船上有许多头猪，每头都蜷缩在长而窄、无顶部和底部的猪笼里。”

干草、木柴和原木也是通过内河运输到下游的城镇。内河的河水还被用于灌溉农田，当时闽南常见的引水工具是脚踏翻车，戴维斯用一页的篇幅描述它。江海经济的效益也超过农业。《晚清女奴》中，骄为赎回连左，一年到头辛勤在田间劳作，可是在年关时发现，即便如此，他也只能养活家人，并无盈余。为此，他被迫离家从事更赚钱的工作——在内河当船夫。《年轻官吏》中，林椿在厦门沿海撑船为业，就积攒不少财富，不但早早娶到媳妇，还在厦门城里置业，最后经营厦门岛的客运生意。

闽南港口众多，这些港口与欧美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贸易和人员往来。英国传教士施美夫（George Smith）在《五口通商城市游记》（1847年）中这样描述厦门的对外贸易：“厦门的人口虽然只有15万人，但从事贸易的平底帆船（trading－junks）却有45万艘。”而根据美国传教士皮彻（P． W． Pitcher）的《五十年厦门传教史》（1893年），早在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厦门建立厂房，投资贸易，此后经历多次海禁和开海。鸦片战争后，厦门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到19世纪后期成为清朝茶叶出口的第四大港口。

《年轻官吏》反映此情况。林椿在厦门岛摆渡时经常碰见洋人，代协因染病需要改变生活环境时，也很容易搭乘英国货轮远赴东北亚。这些港口和东南亚的交往也很频繁，闽南人民有机会前往南洋淘金。《晚清女奴》中，骄在内河当了几个月船夫后，最终漂洋过海去安南（An Lam，即越南）拼搏，4年之后积累足够财富回漳州。

土楼和风筝节

土楼是连左的成长地，是《晚清女奴》前半部的背景。

戴维斯详述土楼结构和土楼居民的生产生活，他笔下的土楼名为头埔（Thau Pau）：“头埔虽然面积不大，却是个古老的村子……从外表看，头埔像高高的圆形墙，时间流逝，墙体呈现黑色。头埔实际上是栋巨大的圆房子，围墙高而坚固。房间靠墙而建，形成环楼，门朝内；中间有个很大的露天庭院。为更好地理解土楼，不妨想象一个巨大、没有顶部或底部的圆形盒子，然后往里面放个稍小的盒子。两个盒子之间的空间就代表众多的房间，小盒子内的空间则是庭院。土楼有两层。地面上的房间部分用来居住，但更多的是牛棚、羊圈和鸡窝。二楼的房间则完全用于居住。外墙无门窗，但有两扇大门，可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关闭。”可见，为了向从未见过土楼的美国人讲清楚其独特的建筑造型，戴维斯费了不少心思，还附上插图。

闽南的传统节日也给戴维斯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年轻官吏》中详细描写厦门龙舟节（Dragon Boat Festival）和风筝节（Kite－flying Festival）。龙舟节被介绍为纪念伍员（Wuh Yuen），戴维斯这样描述龙舟：“舟窄小狭长，除了舵手和鼓手，其他人无座椅；这两人分别坐在船尾和船头。大约40个划桨摆在船底，供划手使用……这些船被称为龙舟，因为它们被认为像神话中的那种动物，还因为船头上都刻着或画着龙头，一些有龙颈的龙头高出船头甚至几英尺。”

小说中的厦门风筝节是农历九月九日。关于风筝节的来源，戴维斯提供如下趣说：“很久以前，神灵向一位善良之士显圣，说他的仇人即将杀戮其全家，他最好先行避难。善良之士临危不乱，带领家人登峰顶避难。为消磨时间，他给女孩们带上玩具，给男孩们带上风筝。神灵欣赏其性格：爱护孩子，沉着冷静。为表示对他的认可，神灵守护着其家产。晚上，善良之士归来，发现大部分家产安然无恙，只有一些牲畜被宰杀。此后，神灵对他大加恩惠，不仅保护其家人平安，还给予他荣华富贵。自此，关心孩子的父母就让孩子在农历九月初九这天尽情玩耍。父亲也尽可能放下手头活和孩子游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放风筝。”

在戴维斯眼里，风筝节是为了孩子才出现的，它是晚清厦门的儿童节。戴维斯还认为：“经过几个世纪，也许几千年的实践，中国人已成为风筝制造的专家。尽管日本人可以与他们匹敌，但毫无疑问，没有其他人再具有这种能力。”

（作者单位：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