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宁德（十九）：“宁德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

从工作层面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德这样贫困的地区，光有党性和责任感，缺乏智慧也不行，必须有创新能力和推动发展的能力。按部就班做事容易，创新创造很难。尤其是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各种阻碍的情况下，不改革不创新，宁德怎么摆脱贫困？穿衣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都倒逼着他去想办法、去尝试，拿出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来。如今，他也要应对国内外各种复杂的形势，由此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与当年也是一脉相承的。

采访对象：

邱树添，1968年9月生，福建宁德市蕉城人。历任宁德市（县级）委报道组组长、《闽东日报》主任记者、副总编辑，宣传部调研员等。2013年8月由市委副秘书长调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闽东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2017年3月当选宁德市社科联主席，市政协常委。

采访组：您一直在宁德从事新闻宣传和社科研究工作，从研究的角度对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的情况多有了解。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如何理解宁德工作实践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发展中的位置。

邱树添：近30年来，我主要在宁德的新闻宣传和党务战线工作，尽管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接触并不太多，但他在宁德、在福建工作期间，很关心宁德的建设和发展，我有幸多次随同他下乡调研视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工作。尤其他当年去过的那些乡、村，我后来抽空基本上都去过，因为工作关系有些地方还多次去过，算是“补课”，十几年来也利用空余或工作便利做过一些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研究。因此，对他的施政理念、总体谋划有了更深的思考。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从政生涯的宁德篇章，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理念萌发、理论雏形和实践源头，也可以说是重要策源地。他提出的许多令人耳目一新、津津乐道的理念和思想，都可以从宁德听到先声，找到破译密码。因此，对总书记宁德的从政经历深入挖掘梳理，全面展现他的心路历程，很有意义。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时，听说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值很高，他是如何回应人们这种期望的？

邱树添：习书记刚到宁德，给大家的印象就很深，因为他很与众不同。首先，他为人朴实随和。他的衣食住行都很简朴，说话办事也很和气，见人习惯先笑一笑。第二，就是博学。他爱读书，一到宁德就找各地的县志来看，懂的东西很多，什么事情都能讲出些新鲜话来。第三，做事大气。今天，我们从《摆脱贫困》这本书里可以感受到，当时他所谋划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地委书记层面的思考。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他很有精气神。人们在私底下悄悄议论，说仔细看习书记走路的样子，多精神，人家没有说到了咱们贫困地区就无精打采的。放到以前，我们宁德的领导到省里开会都不敢往前坐，就是因为没底气。习书记却不是这样的。

习书记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加上他本人也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大家普遍认为他比别人有更多人脉优势，更容易向“上面”要特殊政策、要支持帮助，所以对他期望值确实很高。那一段时间，修建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港口和建设中心城市这“三大梦想”，一度成为宁德社会上下的热议话题，宁德的干部群众中弥漫着一种急躁情绪。穷则思变，求富心切呀！再加上习书记这么一个背景，大家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发生变化，抱个“金娃娃”。

面对广大群众的“高温”，习书记表现得非常沉稳，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及时给大家作了必要的“降温”。他提出要发扬“滴水穿石”精神，倡导“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任接着一任干。当时许多人听了，心里落差就很大，对“滴水穿石”的思路不太理解。有人说：“这个‘滴水穿石’要滴到什么时候呀？一滴一滴，得滴到猴年马月才石穿啊？”习书记很讲究领导艺术，面对这种尖锐的质疑，没有着急上火发脾气，而是十分耐心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是简单地灭火降温、简单地否定，而是添薪添水、烧温水，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他对大家讲：“‘三大话题’的设想是好的，只是目前的条件还不具备。我们要积极筹划，条件一旦成熟，就可以大干一场。”其实仔细想想，1988年，全国都在搞治理整顿，怎么可能给宁德这样一个地方开口子“放水”呢？由于宁德是台海前线地带，国防建设需要远远大于地方发展，整个“一五”到“六五”期间，国家和省里对宁德的投资极少，根本就没有工业布局。一眼望过去，连根冒烟的工厂烟囱都见不到。那时大家开玩笑说，宁德除了火葬场有根大烟囱在冒烟，其他的地方都不大冒烟。什么基础都没有，连电都供应不上，拿什么去发展工业？拿什么搞“三大话题”？

习书记提出，为宁德百姓谋取利益，首先要立足实际，确定阶段目标，先搞以吃饱穿暖为主题的摆脱贫困、脱贫致富。经过反复的宣传讨论，他很快就把干部群众的思路引导到这个方向上来，从而为闽东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现在回过头来看，习书记当时作出那样的决定并不容易。但实践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

在贫困面前，习书记不是光要求立足实际，还强调自力更生，强调“滴水穿石”的关键在于不停地“滴”。他在调研中发现，宁德的贫困意识严重，言必称贫，认识上有问题，自信心不强，内生动力不足。表面上看是老百姓讲实惠，认为讲半天大道理，不如给一点小钱，搞个项目支持一下，帮助解决几个困难，实质上是“等靠要”思想，是一种典型的贫困意识。宁德明明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为什么偏偏喜欢讲自己是山区？因为大家觉得是山区自然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戴着贫困帽子，争取国家更多救济。

当时，像这种贫困意识，可能不光宁德人有，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只不过宁德更严重一些。当然，宁德的区位确实比较封闭，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路，资源都进不来，产生“等靠要”思想有其客观原因。但反过来想，一直戴着贫困帽子，就能解决贫困问题吗？所以习书记提出，要真正摆脱贫困，还是要自力更生。2016年春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网与宁德福鼎市赤溪村村民代表视频连线，充分肯定“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鼓励闽东人民继续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久久为功，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采访组：面对宁德的落后面貌和复杂情况，习近平同志是从哪里开始入手改变这种局面的？在您看来，他有什么成功之道？

邱树添：习书记一到宁德，就下乡到基层搞调研。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去深入了解宁德。一方面，从书本上了解历史上的宁德，翻阅各县的县志；另一方面，从基层了解现实的宁德，下乡了解实情。在掌握大量情况基础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摆脱贫困的努力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习书记1990年调任福州的时候，宁德的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潜力。尽管还处于“经济老九”的位置，贫困的帽子还没有摘，但是摆脱了贫困线，把温饱问题解决了。当时《人民日报》还专门刊文，报道闽东摆脱了贫困线。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要说习书记的宁德经验或成功之道，按他讲得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靠党的领导，另一个是靠人民群众。这既是他教导大家的工作原则，也是他自己的心得体会和行动准则。我个人认为，还有一点是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他的创新创造。党的领导是方向，人民群众是基础，他个人的智慧就体现在超常的创新创造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习书记的思路和智慧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基层，来自人民群众。他与群众的关系，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深入”和“密切”。因为深入而密切，又因为密切而深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工作制度，您认为这项制度是如何推动闽东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

邱树添：我体会，习书记提出的“四下基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建设，其中蕴含着许多尚未破解的政治密码。

“四下基层”的一条主线是转变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但核心和关键却是促发展。从信访接待到现场办公到调查研究，再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都有内在的逻辑，是相辅相成的。当时，一些机关干部整天浮在上面，不下基层，那怎么为老百姓谋发展呢？如果发现了基层的问题，又如何找到思路、为百姓排忧解难呢？这四项制度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四下基层”的第一个方面是信访接待下基层。宁德山高路远、交通闭塞，即使坐车到最近的一个县城也要两三个小时，老百姓跑来跑去上访更不方便，信件寄来寄去也不现实，贫困老百姓哪懂得寄信，深山老林里面也没法寄信。况且，坐车是要花车费的，老百姓宁可走路走一天，也要省下5块钱的来回路费。再说了，他们跑上来以后，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谁，两眼一摸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习书记推出信访接待下基层，就是要主动贴近百姓，可以看出他对老百姓的态度，他是真正关心百姓疾苦。上级部门固定时间到各个县里去接访，变老百姓的“上”为干部的“下”，了解情况更加直接。

第二个方面是现场办公下基层，以及第三个方面调查研究下基层，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宁德这个地方，多年来交通极其不便，要解决基层发展问题，更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关键还是要深入基层一线去处理。现场办公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时拍不了板、定不了案的，就在调研当中解决。调研形成的成果又反过来促进各个部门到基层进行现场办公，无形中提高了工作效率。不然的话，工作变成了马拉松，那还怎么摆脱贫困，弱鸟还怎么先飞、快飞？如果说信访接待下基层还是为百姓方便考虑，那么调查研究和现场办公下基层主要就是破解发展中的问题，帮助百姓找到脱贫致富之路。

第四个方面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政策最能稳人心。如果大家思想不稳定、不统一，就难以解决好发展问题。这就需要加强新闻宣传，通过加油鼓劲来推动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光靠几个干部跑几个村子，那样覆盖面太小，还要依靠宣传工具依靠媒体，当时最主要是依托报纸。所以习书记很重视办报办刊办台，他不是为了宣传个人，而是为了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和抓手。一份地方报纸的发行量至少也有一两万份，影响力相对大。如果仅靠干部的嘴巴去宣讲政策，一个个都磨破嘴皮也说不清，影响面也有限。在他的推动下，停刊20年的《闽东报》很快复刊，《闽东通讯》随后创刊。他离开宁德之后不久，电视台也建立起来了。这些都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和舆论阵地。

因此，我认为习书记主政宁德最大的政治密码就在“四下基层”里面，“四下基层”提纲挈领，环环相扣，既谋一时、谋一域，也谋一世、谋全局。抓住这个主题，可以感受到习书记当年的谋划和意图，把握他在宁德施政的大致脉络。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四下基层”工作方法蕴含着习近平同志宁德施政的政治密码。那么在这种全面性的工作布局之下，闽东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哪些积极变化？

邱树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是习书记在宁德工作的最大特点。现在很多人看到他出手反腐倡廉，带头抓党的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新闻舆论阵地建设和宣传工作，就联想到一个党务干部的形象。实际上，习书记对经济也非常在行，他最提倡的是“经济大合唱”，强调要把党的建设、党委领导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总抓手。他说：“每首歌，每支乐曲，都有它的主旋律。主旋律是歌曲的主体和灵魂。一个地方的工作，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也有主旋律——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墙上挂多少面锦旗，少了经济建设这一面就不风光。经济工作的主旋律要求每个部门、每个单位自觉配合，主动协调，总指挥就是地方党委、政府。”

在闽东工作期间，他首先提出农业发展要立足宁德实际，大念“山海经”，即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就是如何挖掘好山海资源的问题。宁德区位特殊，既有大面积的山区，还有更大面积的海域。其中陆地面积才1.34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就有4.46万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3倍多。这些特点决定了宁德要发展，必须依赖山海资源的联动，念好“山海经”。他还特别强调两点：第一，单靠传统的农业肯定不行，在山上靠种田效益太低，没有前途。第二，他所说的农业不是小农经济，属于现代化大农业范畴，一个重要支撑就是工业化，着眼于农业产品再加工。所以他提出也要大办工业，工业农业两个轮子并转。

其次，老百姓脱贫致富，要靠项目和产业支撑。他提出山区农业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重点发展林、果、茶和饲养业，项目要分“短中长”期，提倡“种养加”结合。短期养鸡养鸭，还可以养长毛兔、生猪等。中期产业就是发展林、茶、果等，还有比较传统的蘑菇、食用菌等产业。短中期项目投资少、见效快。长期的就是抓特色产业，解决发展后劲问题。闽东的果品很丰富，晚熟龙眼和荔枝都有一定名气。不难看出，这些要求和他现在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以及“扶贫脱贫要下绣花功夫”有异曲同工之妙。

习书记在宁德抓经济，尤其重视海上的养殖产业。他引导大家念海经，主要是从养殖业入手，依靠科技搞好深加工和综合系列开发。早期宁德的渔民主要搞一些外海的捕捞，不太懂人工养殖，效益比较低。习书记来了以后，先是推广对虾养殖，随后又把目标锁定在大黄鱼身上。大黄鱼又称国鱼，像黄花姑娘一样，非常娇贵，头颅左右长着两粒白色坚硬的“矢耳石”。现在野生的基本上见不到了，如果有，一斤大约要5000块钱。由于长期过度捕捞，这种渔业资源早就枯竭了。怎么办？习书记就让当时的水产科技人员去研究、去攻关，解决大黄鱼的人工养殖问题，他离开宁德之后不久，这项技术获得关键性突破，后来还拿了农业部科技进步奖。所以实现规模化养殖，今天大家都可以吃到大黄鱼了，宁德的三都澳也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大黄鱼海上养殖基地，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大黄鱼之乡”的称号，每年有30万的网箱养殖量，产量大概10多万吨。有了山上的特色农产品，再加上海上的人工养殖，老百姓就可以唱好山歌、念好海经、耕山牧海奔小康了。

此外，在经济发展中，他特别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他说：“弱化了的集体经济实力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无力兴办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也无力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他经常到自己挂钩联系的乡镇走访调研，帮助当地推动产业发展，鼓励乡镇办水电，搞茶园。他还经常请一些知名企业的负责人来宁德开座谈会，为宁德乡镇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为了营造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舆论氛围，把经济的大合唱烘托好，习书记还千方百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典型示范带动。他把脱贫致富方面小有成就的人邀请到地委机关，不管是种香菇发财的，还是卖茶叶致富的，都请来给全区副科级以上干部作报告，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给老百姓添志气，从思想上脱贫。人们都说，这是“泥腿子坐讲台，山鸡飞上了凤凰台”。

可以用一组数字说明习书记在宁德抓经济的政绩。他1988年到宁德，1989年宁德财政收入就达到1.9亿元，增加了5000万元。而1987年整个宁德地区财政收入也就1.1亿元，1988年也才1.4亿元左右，这意味着财政增幅将近40%。何况那一年还是台风频发、大灾之年。当年全区人均纯收入554元，比1987年增加200多元，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贫困户的温饱问题。宁德这样的起点，有这样的增幅，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对经济不内行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唱好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