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厦门（十三）：“习近平同志提倡年轻人要‘自找苦吃’”

他曾经多次跟我说，我自己把“自找苦吃、为老百姓做事”作为第一信念。尽管会有很多坎坷，每天都经历不同的挑战，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我干了，只要没有这两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走下去。当他得知我刚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副书记后很高兴，说：“好！年轻人就应该要求进步，积极入团入党，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自己。要艰苦朴素，要自找苦吃啊。”

采访对象：

张宏樑，1964年6月生。1982年9月由石家庄十五中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1983年9月转入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曾任系团总支副书记，1987年毕业分配到河北省计经委工作。现在一家投资公司供职。

采访组：张宏樑同志，您好！听说习近平同志和您的交往是从一封信开始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张宏樑：说起来这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1985年11月下旬，我当时正在厦门大学经济系读本科三年级。一天，我收到一封寄自厦门市政府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宏樑同学：

你好！我是十一月初从法国回来的，接着就是早出晚归的工作，各方面的来信积案如山，迟迟复信请原谅。

可以找个时间聊聊，我也要向你们这些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学习。

时间不好定，月底前因有洽谈会晚上都有活动，下个月请你给我来电话，打到政府值班室或找政府办王泰兴联系。

我住在图强路2号楼301室，进城时可以碰碰。

不赘述。专此布达

顺颂

学安

习近平 24/11

我刚看到信的瞬间有点懵，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一个多月前，我给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他会亲笔给我回信。

采访组：您为什么会给他写信呢？您在信里都说了些什么内容？

张宏樑：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一位高中同学的姐夫，是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八一学校的初中同学。他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一起交流思想、讨论问题。

1985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初涌之时，那时候他们都是30多岁的有志青年，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很多想法非常需要相互探讨。于是我这位同学的姐夫就给到厦门任职不久的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我放暑假回家时，同学姐夫找到我，让我把那封长信带给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这封信很厚、不好寄，又都是他的心血，怕寄丢了，嘱咐我一定得亲手交到习近平同志手上，还嘱咐我要盯着让他读完，再请习近平同志写个回信说说他的看法。

就这样，开学后我就带着这封信回校，没敢寄也不敢直接去送，于是我就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想把这封信交给他，同时也很期待能与这位在正定老百姓中口碑很好的年轻领导干部见上一面，汇报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希望得到他的指导。信封上写的是：厦门市政府办公室，习近平同志收。信发出后，压根儿没想到会收到他的亲笔回信。这让我感到很惊喜，也很感动。

采访组：您当时读了回信，有什么具体感受呢？

张宏樑：我看过信后，有两点强烈感受。一是觉得习近平同志特别谦虚。一位工作非常繁忙的市领导亲自给一个普通大学生回信，信里把有关情况说得很详细，还为回信晚了表达歉意，特别是说要向我们80年代的大学生学习，让我非常感慨、非常感动。二是觉得他为人特别真诚。信中告诉我他住在哪儿、怎么联系，让我有一种被信任和被重视的感觉，距离感一下子消失了，亲近感油然而生。连这封信的信封都是他亲自写的，足见他真心希望与大学生多交流，否则他让秘书打个电话通知我过去就行了，本来是用不着非要亲笔回信的。

采访组：您是什么时候与习近平同志见面的？当时聊了哪些话题？

张宏樑：我记得很快就和他约了一个周日下午见面。那天，我坐了几站公交车，又步行十多分钟，按照他给我留的地址找到他的宿舍。敲门时，我还有些忐忑不安，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给我开的门。我说：“您好！我是厦大经济系的张宏樑。”他说：“宏樑，你好！快请进！”习近平同志笑容可掬、亲切和蔼，标准的普通话，声音带着磁性。我们俩一握手，他就说：“你的手很厚很软啊！”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我的不安情绪给打消了。

习近平同志的宿舍一进门就是客厅，和过道连在一起，很窄很小，就摆了两张沙发和一个茶几。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坐吧。”我说：“这是您同学给您写的信，让我一定盯着您看完。”他接过那封厚厚的信，边笑边说：“这小子，要么不写，要么就写这么厚！”说完就坐下来很认真地看起来。

看完信后，他说，信中这些观点有的很好，有些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商榷。厦门是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处在改革开放最前沿，有很多新的做法。我来了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感受和触动，特别是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谋划。这样吧，我先简单说几点，你记录，帮我先回个信转达一下，有时间我再正式回信。

我记录完后，习近平同志看了看记录稿，点了点头说：“可以！”说完，他又转过脸笑着问：“你是哪里人啊？父母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我是河北石家庄人，父母都在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工作，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党员知识分子。”当我提到父亲张尔翼是高级畜牧兽医师的时候，他说：“我对你父亲有印象啊。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时候，请过好几批专家，其中就有你父亲。”他这么一说，一下子把我们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很多。

当他得知我刚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副书记后很高兴，说：“好！年轻人就应该要求进步，积极入团入党，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自己。要艰苦朴素，要自找苦吃啊。”

临走时，习近平同志说：“我刚来厦门，认识的人也不多。你周末没事欢迎过来聊一聊，我很想了解你们大学生都在学什么、想什么、做什么。”他说，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是有过社会实践经历的，而80年代的大学生不一样，都是校门对校门，基础知识比较牢，但缺乏社会实践锻炼，想法和行为都有很大不同，这方面他想好好地了解一下。他当时说的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年轻人不能认为进了大学就进了保险箱，就等着将来直接分配到机关，一定要多接触社会，补上社会实践这一课。你们虽然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实践结合，才能把水分挤掉。要给书本上的知识挤挤水，才能得到知识干货。”

采访组：您怎样理解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倡青年人要“自找苦吃”？这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

张宏樑：要说对我做人影响深远的，就是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到的要“自找苦吃”。他说：“我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人生观。再一个原因应该是梁家河那段下乡经历对他的锻炼成长影响很大，是切身感受，也是肺腑之言。

记得后来，他跟我回忆了很多知青时候的事。其中一个就是大冬天下到粪池里起粪，这是当时农村最苦的活。因为冬天粪池里结着冰碴，但也得下去起粪，一方面需要沤粪，再一个粪池快满了，不起出来也装不下。习近平同志对我回忆说，去起粪就得把鞋子脱了，把裤腿挽起来，光着脚跳进去用铁锹一锹一锹往上起，冰碴把腿和脚划出一道道血印子。他当时只有十几岁，个子不够高，身体也不够强壮。起粪的时候弄得满身既有汗水又有粪尿，混在一起，又湿又臭，冷风一吹，全身冰凉。粪池里不仅脏，还散发许多恶臭的有害气体，令人窒息，越到后面越难受，既考验体力也考验毅力。但这个活他干得最多，每次都是第一个主动跳下去抢着干。他在别的地方也提过，下乡要过五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劳动关是关键的一步。他说，只有跨过了劳动关，树立了“自找苦吃”的想法，才能砥砺思想，让你的思想更加靠近老百姓，也让老百姓更加信赖你。

说实话，当时我对“自找苦吃”这四个字理解得还不深。后来，我特意去了一趟梁家河。当我亲眼看到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插队时建起的全省第一口沼气池，听到当地村民中传颂他在梁家河为民造福的故事，终于体会到青年时的他真的是做过那些最脏最累的活才知道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感情也才更加深厚；我也真的“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联系群众”，对习近平同志提倡的“自找苦吃”理解得更透了。在后来的人生路上，我时刻提醒自己，有苦吃是机会，要坚持多学多干，多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还与您的老师和同学们讨论过《资本论》，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宏樑：习近平同志很关心我们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经常问我，厦门大学伙食怎么样？同学们能吃得饱、吃得起、吃得好吗？然后问我家里每个月寄多少生活费，都有哪些花费？班上开了什么课？等等。当得知我们系开设《资本论》原著课程时，他还多次与我分享在梁家河阅读《资本论》的情景和感悟。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中国最早翻译《资本论》的学者王亚南先生曾任厦大经济系主任和厦大校长。所以，厦大经济系对《资本论》原著的学习非常重视，把《资本论》三卷原著列为必修课，每学期安排一卷，分三个学期学完。这在当时全国高校经济类本科教学中绝无仅有。

我对习近平同志说：“虽然学习《资本论》原著很吃力，但同学们的积极性都很高，收获也很大，再学其他理论课程，特别是西方数理经济学，就很轻松了。”

习近平同志听完之后说，你们本科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学原理、读原著是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最佳方式，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有效的方式。你们经济系坚持了这么多年，做法很好，对学生的成长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肯定会非常有好处。

他接着说，我在下乡的时候就通读过三遍《资本论》，也记了很多本笔记。我读过几个译本的《资本论》，最喜欢的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内心也很敬佩他！因为王亚南先生不但是翻译家、教育家，还是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理解很通透。不止是翻译《资本论》，王亚南先生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旧中国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剖析，发表过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我也都读过。

后来，习近平同志让我联系学校，专门抽出时间到校参加了以“《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指导意义”为题进行的一次小范围座谈。学校的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有幸参与了这次座谈。

参加座谈的教师对《资本论》研究水平都很高，某句话在《资本论》哪章哪节哪页，前面讲的什么，后面讲的什么，前后如何结合起来理解等等，都装在脑子里了。跟厦大的老师们座谈《资本论》，要是没读过几遍原著，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实践，还真难以深入交流下去。但习近平同志很早就反复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老师们交流起来深入浅出，得心应手。他说起来既有理有据又生动透彻，因为他有扎实的实践经验，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得比我们深刻得多。对习近平同志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对社会的广泛了解，特别他就《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时特区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谈的几点意见，我相信参加座谈会的青年教师和同学们都会有深刻的印象。

记得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讲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叔本华，以及当时流行的萨特存在主义等等。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学生，知识不够系统，对习近平同志讲的内容记忆不是很清晰了，但有一点记忆犹新，那就是对一位年轻的市领导能如此全面系统地掌握《资本论》而感到敬佩。

采访组：您在厦大读书期间，和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交往交流？

张宏樑：我们之间的交流还是比较多的。我经常在周末休息的时候到宿舍去找他，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厦门。我还跟着他到厦门的贫困村进行过一次调研。那是1986年初夏的一个周末，习近平同志说：“今天我带你去海边看个贫困村，离你们厦大不远。”那天他没带秘书，让司机开着车直接去了何厝村。

何厝村地处厦门海防最前线，与当时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小金门岛隔海相望，最近相距才4000多米，用望远镜就能看得很清楚。当我们的车停到何厝海边的小路时，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我说，那边国民党士兵肯定用军用望远镜观察着咱们呢。

由于何厝村是海防最前线，很多年来渔民不能自行出海打鱼，生活比较贫苦，与厦门特区经济发展反差很大。习近平同志了解到石斑鱼在香港卖得很贵，也适合在厦门沿海养殖，他有一次到何厝村调研时，就提议何厝村养殖石斑鱼。我们去看的时候已经养成出箱了。记得何厝村支书跟习近平同志汇报，鲜活的石斑鱼出口香港能卖到300多块港币一斤。那个时候港币比人民币的汇率比现在高，村民因为养殖石斑鱼，收入增加不少，经济效益显著。

习近平同志听了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也非常欣慰，并进一步指出，解决温饱问题只是初步，还要想着产业发展，提出下一步村里要发展对金门岛的观光旅游业。

调研结束时，村支书一定要请我们吃一条石斑鱼，说是让我们尝尝为什么石斑鱼能在香港卖得这么贵。我是第一次吃石斑鱼，感觉特别好吃，或许是因为心情好、价格贵才觉得味道鲜美吧。吃完鱼，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村支书说，这条鱼我可不能按香港的价格付钱啊，一是付不起，再说我也没有港币啊，说着掏出工资付了鱼钱。

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习近平同志抓扶贫的实例。调研中，他说，我们国家扶贫的任务还很艰巨，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扶贫工作要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岛吃岛。村里要发展有本地民俗特色的乡土农家住宿和渔家餐饮，比如全鱼宴。还可以开展对金门岛的观光旅游，让我们的渔民开着渔船，带着游客，到金门岛附近，来一个近距离的金门岛观岛游，回来后再吃上一顿当地风味的渔家宴，住上一晚农家院，游客一定很多。摆脱贫困要长期抓下去，才能见到效果，不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是无法向老百姓交代的。

采访组：我们听说您后来回老家开展社会实践调查，习近平同志还给予了很多支持。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宏樑：1986年初，快放寒假的时候我去看他，并告诉他我准备回老家开展社会实践。习近平同志很高兴地对我说，好啊，我支持。他说，旅游业作为正定县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调走的时候才刚刚起步。旅游基础设施初始投入比较大，投资回收期较长，但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你回去专门就正定旅游业的发展搞个调研，回来跟我说说，看看还需要我做哪些工作。

我回到石家庄，很快赶到正定联系上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及资料组、信息组的三位同志，这三位同志都是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的县委办工作人员。我向他们介绍说，习近平同志非常惦记正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产业和荣国府项目的情况。我准备结合“旅游经济学”课程要求，做一个正定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和展望的实习调查，请你们多帮助。他们三位首先领我到县委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