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您多年从事新闻工作，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对宁德的新闻工作提出过哪些发展思路、采取了哪些举措？

邢常葆：习书记对闽东的新闻事业发展非常重视，强调新闻工作要把握时代脉搏，要认识到当前形势所赋予我们的任务、职责。他提出要在闽东办一份报纸，建一个电视台。他让我了解一下办一个电视台需要多少钱，我找了一位懂技术的领导询问，电视采、编、播加上覆盖，可能要300多万。那时候的宁德，拿出300多万来做一件事是天文数字。习书记对我说：“还是先办报纸，电视台的事你也再问问，能不能走‘捷径’，少花一点钱。”

就这样，1989年11月，《闽东报》先办起来了。其实宁德原来就有《闽东报》，“文革”以后停刊了。习书记来了之后提出恢复，召集一些有经验的同志，再从各县临时抽一些新闻报道骨干，再请《福建日报》资深的同志把关，这样就把一个报社的架子搭起来了。当时的《闽东报》是小四开，还是个小报，习书记专门写了一个复刊词，当时在宁德引起很大反响。

宁德电视台是1990年12月办起来的，当时习书记已经调任福州市委书记。但他离开宁德之前特意开会，强调宁德电视台一定要办起来。他说：“闽东一定要加强对外宣传，如果只躲在这个山沟沟里，有多好的东西别人都不知道，人家只知道我们穷，只知道我们基础设施差，那还怎么引进项目？还怎么发展经济？”当时因为经费困难，按照他提出的“走捷径”的想法，我们只花了100多万，暂时不做信号覆盖，节目做完了就送到宁德差转台，依靠福建省电视台的力量，等他们的新闻播完，再插播我们宁德的节目，每次10分钟左右。当时条件也很简陋，只有两三台设备、五六个人，每周做一两档节目，插播一次。后来才慢慢做小覆盖，再到现在，发展成为100多人的队伍，也实现了9个县区全覆盖。我还记得1998年筹建电视台大楼，2000年底习书记来宁德调研时得知我们资金缺口较大，专门批了150万给我们，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习书记不仅关心新闻事业，而且懂新闻，对新闻工作者有很高的要求。他说过，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关系很密切。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那时候，他喜欢和新闻记者聊时事、谈看法，地委的各项工作会议活动，他都邀请各路记者去参加。我们这里有一些老记者，有时候有抵触情绪，因为当时新闻版面有限，有些活动参加了，也不一定能报道出来，大家比较为难。习书记打消了大家的顾虑。他说：“我叫大家来开会，不是一定要你搞报道，你们可以从这些会上了解到第一手资料，有的事可能刚刚有意向，刚刚起步，这时候你们不用报道，可以关注、追踪，再过几个月，‘火候’到了，来龙去脉你们都掌握了，相信就能写出厚重的稿子来。”那时候，除了研究人事问题的常委会，其他各类会议他都破格让记者参加，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决策性会议，都对记者敞开大门，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看，习书记考虑问题着眼长远，也有创新精神。记者们在他的鼓励和调动下，都很积极地在会议活动中选题，也能沉下心来写稿子，为闽东发展鼓与呼。他也从来不在记者面前摆官架子，不是说我是地委书记，你是记者，必须我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你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真诚地和我们交朋友，还经常和我们讲：“你们新闻报道工作需要地委行署做什么，可以跟我说，我们全力支持！”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闽东文化事业发展做了哪些工作？

邢常葆：习书记慧眼识珠，发现闽东文化特色非常突出，应该宣传和弘扬出来。他说，闽东具有红土地文化、畲族文化，还有很多好的民俗民风，还有山海的旅游资源，风光很美。但当时财政经费有限，他觉得要加大宣传，必须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他提出制作一部名叫《山海的交响》的电视音乐片，背景素材采用我和其他同志之前拍的一些风光片，比如太姥风光、鸳鸯溪风光等。音乐部分由彭丽媛老师邀请音乐家和歌唱家来作曲、演唱，这就叫“土洋结合”。当时我们自己的制作水平很有限，还要动员省台来参与制作。最后制作很成功，传播也很广泛，习书记很高兴，说这比我们自己嘴巴讲讲强多了，外界一看闽东是这样一块风水宝地，都会对这里产生兴趣。

采访组：听您这样介绍，习近平同志对宁德各项事业发展确实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日常生活中他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邢常葆：习书记在生活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过去我们地委大院的办公条件很艰苦，干打垒的石头房一到夏天就很闷热，干部开大会只有电扇，没有空调。习书记办公室里的窗式空调，开机以后像拖拉机一样突突的响。你们现在到地委大院去看，门口那条斜坡路都是水泥路吧？那是在习书记手上才修好的，以前就是一条破土路，旁边还有条水渠，又脏又臭。他来了之后组织机关干部义务劳动，把那条水渠盖起来，这条路才拓宽，好走很多。

当时彭老师没有跟在习书记身边，他每天下班吃完饭，就跟秘书还有班子里面的一些同志一起，在隔壁的军分区操场散步，然后回来，有会议就开会，有工作就继续工作，没有工作就回宿舍。他住的地方也很简单，屈指可数几件家具，看上去空荡荡的。厨房里装了一个液化气灶，但他从来都不用，不会给自己“开小灶”，都是彭老师来时才会炒几个菜。过去宁德也没什么酒店，就一个招待所，算是还有几个像样的饭菜，其他都是街边小炒。可这些地方，我都没见他去过。

他最喜欢看书，搬家到宁德来时就带了一大堆书。我们跟他出差的时候，经常一忙就忙到中午1点多，吃完饭就2点多，下午3点接着开会。就这么一点时间他也不放过，要到街上转一转，一转就转到新华书店，偶尔买一两本书。有时候看到一本书，连北京都买不到，就特别高兴。

我刚才讲，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随和，接触时间长了，才感到这个人也非常沉稳，对自己、对身边人要求非常严格。他和秘书定好下乡的时间，说几点钟就是几点钟，如果晚了他就会批评秘书。在基层调研，他都是按惯例吃食堂、交伙食费，每次由秘书和当地结账，每半个月他再和秘书集中“结算”一次。下乡的伙食标准是早上1块、中午1块5、晚上1块5，一顿午饭基本就是吃碗面条，如果菜做多了，他不吃，还会提出批评，让他们拿下去。有一次我和他去屏南县调研，回来路过虎背乡，在那里吃午饭。吃完饭，习书记的秘书照例去交伙食费，乡党委书记怎么也不肯收，我看他们来回推了好几次。临走时上车，习书记问秘书：“伙食费交了吗？”秘书说：“交了，但是他们不要。”习书记说：“那怎么行？赶快去交，还要让他开收据，不然口说无凭，有收据才证明人家真收了。”你看，他这人就是这么“较真儿”。

照这么算，习书记每月的工资是不够花的。当时他的收入只有170多块钱，这样一天4块花下来，一个月就是120块，他还要买书，还有其他开销。所以那时候彭老师也支援他。可就是这样，他也从不违背自己的原则，更不是做做样子就完了。

虽然他对自己很严格，但对宁德百姓总是一片赤诚。有一年冬天，一个畲族村发生泥石流，死了二三十个村民，经济损失也很重，我陪他一起去慰问。各项事情都安排好了，慰问礼物也都准备好了。这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个农户居然还在打赤脚，马上掏钱在村上给这个农户买了双鞋。那么多基层干部都没发现的细节，他却一眼就发现了，还立马采取行动，我相信老百姓对这样的领导干部，没有不佩服的。

还有下党乡党委书记杨奕周，我们都叫他老杨，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农民。可习书记跟他关系很好，后来到省里当省长还和他保持联系。那一年，老杨的孩子考大学没考上，就跑到福州习书记的家里去找他帮忙。他跟习书记说：“我小孩现在没书念了，你是省长，能不能帮我搞个名额？”习书记问清楚之后说：“高考是大事，也有严格规定，我不能一口答应你。我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给你答复。今天别走了，就住我家里。”其实，老杨从基层来，习书记完全可以让秘书给他安排一个宾馆，但他没有，他觉得这是私事，私事私办，公事公办。虽然他没有答应老杨的私托，但还是拿老杨当亲人看待，这说明习书记这个人，既讲原则，又重感情。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总是亲切地叫您“阿葆”，您和他之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邢常葆：习书记来之前，我就有一部上海牌的二手车，还是从胡平省长那儿“讨”来的。因为我做电视记者，又要扛摄像机，又要背充电器，还要带灯光，每次下乡都得买好几个位置的车票，非常不方便。胡平省长认识我，就给我拨了一辆车，方便我跑新闻。宁德交通状况不好，我又经常下乡，车子颠来颠去的，没几年就坏了。习书记来了以后，我就找到他，希望能给我解决一下交通工具。习书记马上找来常务副专员问财政上还有没有钱，副专员说上半年的钱都安排出去了，下半年的钱还没动。习书记就讲了我的特殊情况，请他解决一点经费。习书记说：“新闻工作讲究时效问题，而且搞电视采访的不像文字记者，要带着一堆机器，没车不方便，咱们还是想想办法支持一下。”最后，行署花8万多块钱给我买了一部新的上海牌汽车，还带空调，这可真是解决了我的一大难题。

有一年初春，我陪习书记去福鼎县调研，住在当地的招待所。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发现他穿的涤卡中山装的手肘位置破了，长长短短的线头都露出来，像胡须一样。我跟他说：“书记，你这衣服都破得不像样了。”他低头一看，还真是，看来是破了好久了，另一边同样位置也一样，只不过没有那么严重。我说：“我给你处理一下吧。”当时手边也没有针线，没有剪刀，我灵机一动，说：“你信得过我的话，我用打火机给你烧一下。”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抬起胳膊让我烧。我一打火，点着线头儿的尾部，刚冒点火苗我就赶快闭火儿，线头顺着余火，很快就烧没了。他一看，很满意。虽然这样不能治本，但只要不细看，乍看上去还是好多了。我心想，习书记对群众打赤脚都观察得那么仔细，可自己的衣服破了那么久都没注意，可见他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群众身上了。

他对闽东这片土地和闽东人民的感情太深了。他知道我以前拍过很多纪录片、汇报片，都是以闽东贫困面貌为主题的，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他让我把这些录像带拿给他，带回北京，给家人看，给朋友看，给一些国家部委的同志看，希望他们能够为闽东的发展提供一些机会。他家里人看了之后都掉眼泪，觉得闽东这个地方太穷了，也都非常理解习书记想帮助闽东摆脱贫困的迫切愿望。（下转4版）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的家人和您也很熟悉，也对您有过帮助。请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邢常葆：习书记比我大两岁，在我眼里，他就像个老大哥，我有什么心事都愿意和他讲。我刚才讲到，1998年，我们宁德电视台大楼开始动工，这个项目是在我手上做的，我直接管基建。那时候，大楼选址的位置是一片滩涂，一打桩就像打在蛋糕上，为了能把楼建好，我没少花心血。可没想到，有人告我，说我拿工程款、吃回扣，我又生气，又委屈，就和他诉苦。习书记听了，就对我说：“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们都理解你。你可以请组织、请纪委出面调查，查清楚你就没事了。”我对他说：“你连下乡调研都主动交伙食费，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受你影响，怎么能不自觉自律呢。况且，我要是真为了一点利益就贪污受贿，你也瞧不起我了。”

习书记和彭老师他们一家都是非常谦虚、低调的人，待我好像家人一样。习书记在宁德期间，彭老师来的次数不多，因为他们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任务。有时她演出经过福建，就空出两天到宁德来。习书记从来没有派车去接过，她都是搭便车过来。有一次我开车去福州送片，正赶上彭老师坐火车到福州，我就去接她。那天接上她已经中午一点钟了，我说：“彭老师，我们去吃个便饭吧。”她说：“不用了，我在火车上简单吃了一些，直接回去就行。”我知道，她这么说是怕我花钱。我只好买点面包、矿泉水给她垫垫肚子，开着车直接回宁德了。

彭老师在宁德的时候都是自己买菜，自己烧饭，给习书记改善伙食，也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我们在一起做饭是这样子的：习书记负责包饺子，彭老师烧清蒸鱼，是她在广东出差时学的手艺。我负责个别不好处理的海鲜，比如我们福建有道特色菜是爆炒章鱼，章鱼要洗得很干净，刀功也有讲究。所以我们各显神通，有多少本事就使多少本事，谁会做什么就干什么，氛围非常融洽。

彭老师人好，心也很细。有一年，习书记已经到福州工作，他们一家在福州过年。我正好到福州办事，就去拜访他们。彭老师见我来了，很高兴地说：“阿葆，我记得你家小孩是属狗的，我给她做了一双鞋，小礼物，你收下。”我一看，鞋子上面绣着两只小狗，特别可爱。然后，彭老师就用塑料袋给我装起来，放在我包里。回家后，我女儿打开一看，非常喜欢。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我和家人看来却非常温暖。在我们眼中，他们都是不平凡的人，可他们却以平凡、朴素的心对待我们，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实在太感动了。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也曾多次回到宁德，他和您见面期间对闽东的发展还讲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话？

邢常葆：其实，习书记在宁德工作只有一年11个月，可他离开宁德之后，在福州市、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又先后来过17次，以各种方式帮助宁德发展，比如要福州与宁德联谊，搞帮扶政策；介绍企业来宁德考察，搞对接项目，等等。他情系闽东，虽然知道闽东不可能马上富起来，但他时刻都在开动脑筋，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和韧劲，努力把闽东的资源发挥出来，潜力激发出来。他多次讲过“闽东不富，天理难容”，表达了他对闽东强烈的感情。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翻开《摆脱贫困》那本书，看到他30年前讲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与方法，都由衷地为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大胆创新的勇气魄力而心生敬佩。

2010年，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习书记回到宁德，就下榻在这个三都澳迎宾馆。原本市委安排的是他和过去的班子成员见面，他和彭老师还专门提出来想见见我。见了面，他还是老样子，没有官架子，和我拉着家常。我用手指着窗外的一片地对他说：“你还记得这片地方吗？当初我们挑化肥上山去劳动，就是这里。”他看到原先的一片荒地，现在已是高楼拔起，非常高兴，对我说：“‘滴水穿石’可不是老牛拉破车啊，能看到宁德发生这么大变化，是领导干部带着群众一任接着一任干出来的。但是宁德跟发达的地方比还是距离很大，所以还得继续花气力认真地去做。”

我知道他的话是由衷的。我们还要跟着他，撸起袖子加油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