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带着我们“马上就办”

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系列报道之六·福建福州篇

习近平带着我们“马上就办”

福州福马公路马尾隧道西入口，青山如黛。漫山的相思树下，红色大字组成的巨型标语牌格外醒目——“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

短短12字，生命力却历经近30年不衰……

在1991年2月20日的福州市委工作会议上，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向全市干部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讲求工作时效，提高办事效率，使少讲空话、狠抓落实在全市进一步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规矩。”

从那时起，“马上就办”在榕城蔚然成风，成为全体党员干部践行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

金能筹（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福州市市长）：

他提倡今日事今日毕

1990年4月，习近平同志离开闽东山区，主政省会福州。作为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当时福州不但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办事效率也难如人意。

“经过一番调研，习近平同志决定把改变干部作风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福州市市长金能筹回忆，在“硬环境”较难短时间改变的情况下，习近平同志下决心优先提升“软环境”。

“在一次市委机关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我们要办的事很多，要为改革开放提供一个良好的软环境，这就需要提倡一种满负荷的精神，反对拖拉扯皮和人浮于事，提高办事效率，做到今日事今日毕。”金能筹说。

1991年1月14日，《福州晚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我们也需要一本“市民办事指南”》，反映了群众对提高机关服务水平的呼声。对于这篇位置并不显眼的文章，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当即指示市委政研室立即着手准备编写“市民办事指南”，并第一时间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向群众反馈，前后只用了50个小时。

“通过这样一件小事，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信号。”金能筹说。

1991年2月23日，就在市委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马上就办”之后第三天，习近平同志带领福州市有关负责人到马尾，参加省委、省政府召开的福州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为呼应上午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支持开发区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意见，当天中午，习近平同志顾不上休息，当场召集福州市有关部门，研究起草福州市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的12条配套举措。

时任马尾区委办公室科员王峪清晰记得，习近平同志当时特别强调：“要抓住那些急需解决又有能力解决的事进行研究，并且本着‘马上就办’的精神，组织实施。”

省里放给开发区的权，市里绝不设卡；市政府每月到开发区现场办公一次；市各主管部门简化审批程序，一揽子解决问题；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开发区，帮助开发区及投资者排忧解难……12条配套举措的出台，直接催生了首问责任制、办事限时制、红灯呈报制等制度。

“‘马上就办’抓准了福州改善开放软环境的要害，让勤政廉政、狠抓落实的精神在全市领导干部中落地生根。”金能筹说，“马上就办”不仅在当时为开发区发展注入了动力，对今天的政府管理创新、职能转变，也是非常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郭永灿（时任福州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他亲自抓督查落实

“‘马上就办’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源于习近平同志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也是问题导向下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执政理念。”时任福州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郭永灿说。

郭永灿回忆，习近平同志到任福州后，曾在多个场合叮嘱各级领导干部：“我们是人民的公仆，不是主人，不能当官做老爷，摆架子。人民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党和政府就是要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在理念深入人心的同时，习近平同志逐步探索“马上就办”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运行机制。

在1991年底召开的一次福州市委机关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马上就办”的关键，是要抓好督查工作，只有督促检查，才能真抓实干，否则就是“稻草人”。

“讲到这里，他放开稿子，又发自肺腑地说，我个人有个习惯，就是不说则已，说了就要过问到底，否则说的话就是废话，不如不说。不要去浪费别人的时间，浪费自己的脑细胞。既然想到这件事，提出这件事，就要办成这件事，办好这件事。”郭永灿回忆说。

为做好督查工作，习近平同志亲自抓市委重大事项的督查落实，并建立起三项督查制度：一是下基层调研督查制度，要求市县两级党政领导，每年至少有1/3的时间深入基层调研；二是分工督查制度，对谁负责什么进行制表立项，督查到底；三是定期督查制度，要求相关部门每季度对重要部署、重大项目进行一次检查。

“践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习近平同志亲力亲为。”1993年3月，习近平同志带领有外商参加的考察团赴河北“内联外引”，洽谈合作。

“他把当地和外商反映的每一个问题都记得很仔细。整整一周的时间，白天考察洽谈，当晚就开会研究，安排分工落实，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凌晨一两点。”郭永灿说。

胡孝辉（时任福州市政府办公厅外经处副处长）：

他推动实行“一栋楼”审批

招商引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福州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就在习近平同志到任不久，当时分管外经贸的副市长龚雄，把一张1米多长、盖了130多个公章的宣纸带到了市委常委会上。

“龚雄做了调研，那时外商投资设厂，走完从合同章程审批，到工商、税务、海关、商检登记，再到建设程序审批等一系列流程，需要数月甚至一年以上。开放意识不够，机制流程冗长，这件事给了习近平同志很大触动。”时任福州市政府办公厅外经处副处长胡孝辉说。

1991年3月，在融侨工业区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同志针对福州在招商引资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首次提出要采取“一栋楼”办公和有关部门委托代理、上门服务等办法，减少图章和公章旅行。随后，福州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开始在福州温泉大饭店运行。

“一栋楼”具体怎样做？习近平同志拿出了“规划图”。

当年8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外商投资座谈会上提出，一栋楼实行“一个中心、一条龙”的管理模式，侧重于发挥联合办公、联合招商、联合审批、一个窗口对外、跟踪服务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