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纠纷：成本高企成为依法维权“拦路虎”

编者按：劳动关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但是，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期，劳动关系矛盾日益多发，劳动关系主体及其利益诉求日渐多元，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侵害职工利益现象较为突出。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日前，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就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出具体要求。今年适逢《劳动法》实施20周年，本报今起推出“和谐软实力”系列报道。

东南网5月4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郑蔡乐 郭碧燕 吴月凤/文 关建东/图）

农民工张某算了一笔账：“我被拖欠了5000元工资，从申请仲裁到起诉、申请执行，直到法院决定再次开庭，我等了半年时间，花了不少钱，还影响了工作。可又等了3个月，法院还没开庭。”

张某的经历，是众多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走在依法维权路上的普遍际遇。虽然《劳动合同法》经过两次修订实施后，劳资力量不平衡的状况大有改善，但对于农民工等特殊群体而言，高昂的成本仍是依法维权路上的“拦路虎”。

特殊群体维权成本高

去年，闽南师范大学教师陈耀庭对漳州市芗城区劳动者维权现状做了一次调查。他发现，维权难度因人而异。“体制内、白领阶层、有专业技术的劳动者，维权成功率极高，基本上一个投诉电话就能解决问题。”陈耀庭说，但是，农民工、一线工人、个体户雇员等特殊群体维权成本高企。

芗城区劳动监察大队副队长戴严松也赞同这一看法：“农民工维权仍是老大难问题。建筑市场不规范，工程层层转包，与农民工的劳动关系难以认定，一旦发生拖欠工资现象，十分棘手。”

由于成本高企、维权难度大，不少劳动者面临侵权问题时，只要不是数额巨大，多数人会选择吃哑巴亏。去年，漳州一家服装店倒闭，还欠了四川打工妹小庄600多元业务提成。尽管心有不甘，但小庄仍选择沉默。“文化水平不高，根本不知要走哪些维权程序，繁琐的流程让我头都大了。”小庄表示。

面对侵权，劳动者有的选择沉默，有的会采取极端方式。“劳动者本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维权，但现实中，不少劳动者通过示威、游行等极端方式讨说法。”戴严松说，去年该大队受理劳动争议案件280起，其中突发案件达44起，涉及职工2000余名。街头维权的结果是，劳动监察人员常常要违背程序规定进行处理。

去年10月，芗城区南坑街道某楼盘建设工程发生欠薪事件，涉及200多名农民工。大量维权者上街拉横幅，围堵街道。“在这之前，他们从未向我们反映过情况。”陈耀庭说，劳动监察人员赶到现场调解后，双方达成协议。但3天后，由于工程方未及时兑现承诺，农民工再次爬上楼顶，向下扔掷钢管。最终，工程方所属的总公司垫付了200万元欠薪，风波才得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