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的女性与女权：从《罗马》到“反对性别暴力”游行

许中波(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媛(华中师范大学西班牙语系讲师)

最近发生的两件事让墨西哥女性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中，一个是由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执导的影片《罗马》斩获第91届奥斯卡系列大奖，另一个则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当天墨西哥城的“反对性别暴力”游行。

《罗马》源自导演阿方索的童年纪事，通过年轻女佣克里奥的视角，讲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个墨西哥中产阶级家庭内发生的不同阶层女性的情感遭遇，其中内隐的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工作、阶层和种族问题，引起了墨西哥社会的广泛讨论。

和电影中平和的叙事不同，墨西哥城妇女节当天的游行则显得更热闹一些。在联邦警察和国家人权组织的护卫下，来自各个职业、阶层和地区的女性与志愿者，高举反对性别暴力和主张女性权利的标语，沿着墨西哥城改革大道一路向东，旗鼓喧天。

人们不禁要问，墨西哥女性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可能在中国人眼中，墨西哥本身就比较遥远且神秘，因此，墨西哥的女性如何更无从置闻。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踏出了解墨西哥女性的第一步。因为，在这个同样孕育了古老文明的美洲大地上，有着类似东方面孔的原生土著民族，也曾经历殖民者的蹂躏和现代性的冲击，底层妇女的生活境况和其女权斗争史一样充满了心酸和波折。然而，墨西哥的女性又是坚韧和乐观的，对自己的土地和家庭饱含热忱。她们可以低下身段，为丈夫洗衣做饭；也可以冲上街头，举起反抗的旗帜高呼。

文化和艺术中的墨西哥女性

无论在任何时候谈论墨西哥女性，都绕不开两个人物，一个是圣母瓜达卢佩(La Virgen de Guadalupe)，一个是画家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前者源自宗教的入世，后者是对现实的升华。

瓜达卢佩是墨西哥天主教的最高神祇，是墨西哥民族精神的象征。她混合了西方基督教和墨西哥本土宗教的神明想象，所以，她有着和圣母玛利亚不同的棕色皮肤与美洲面孔，自其在墨西哥城北部的特佩雅克山显圣后，逐步填补了印第安土著居民自墨西哥古代王国阿兹特克被征服之后的信仰空白。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墨西哥民族历史中，瓜达卢佩都被视为抗争者的保护神，她的名字、形象和墨西哥国家的建立联系在一起。

不过，瓜达卢佩对墨西哥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宗教，作为一名具备多种美德于一身的女性，她还是墨西哥女人完美形象的化身，强调女性必须忍让、忠贞、付出和服从。某种程度上看，这其实是父权制社会中宗教道德对女性家庭角色的压迫，是男性权力对性别身份的控制。

墨裔美国作家桑德拉·西斯奈罗思(Sandra Cisneros)曾在其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创造了两个相对的墨西哥女性形象，一个是像圣母瓜达卢佩一样具备纯洁和贞操的“好女人”，另一个则是不断反抗男性权威、肆意放荡哭泣的“坏女人”马林切。墨西哥文化中的女性不会处于两者之间的过度地带，在男性的评价中，要么是好女人，要么是坏女人。因此，这种极端的评判标准不断激发了女性的反抗意识。在桑德拉另一部延续性的小说《哭女溪》的结尾，女主人公克里奥菲拉斯颠覆了圣母所代表的女性形象，她不再寄希望于男性身上，而是抛开了心头的顾虑，选择拥抱绽放的自由。

同样的批判在另一位墨西哥本土女作家卡门·波略萨(Carmen Boullosa)那里也有迹可循。她在小说《沉睡》中，塑造了一个隐藏在男人衣服之下的女性角色——格拉依雷。格拉依雷既不想成为男人的玩物、附属，也不想成为上帝的女人去做修女，因此她选择女扮男装去做海盗。然而随着衣着和身份的改变，她深深体会到了社会对女性的不公与排斥。正如文学评论指出的那样，“格拉依雷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反抗社会规范给予女人的悲剧性定位。”

以对宗教形象的反叛，彰显墨西哥女性独立和平权意识的觉醒，成为墨西哥文学作品揭示女性观念转变的重要途径。但源自生活，却高于生活的画家弗里达，更是以其坎坷经历和艺术作品，滋养了当代墨西哥女性融合爱与信仰、独立与坚韧的复合特质。

弗里达出生于墨西哥城，是20世纪墨西哥最富个人魅力的女画家。因幼年患病和长大后的一次事故，使她长期卧床不起，但是这种痛苦却成为了她后期画作的重要主题。弗里达的婚姻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在经历过几次波折后，弗里达的画作开始传达出作为一名女性不屈不挠的人生追求，她通过大量的自传式绘画作品，大胆表达出女性心理上的痛苦以及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处境，将她切身的爱恨情仇与对生命的态度书写在色彩的面板上。

准确地讲，弗里达并不是一个鼓吹女权主义的艺术家，但她还是成为了墨西哥女性的象征，被誉为80年代女性社会活动家的完美主角。从艺术的角度看，弗里达的画作流露出一种独特的视角，她拒绝从男性视角中汲取女性视角，而是将女性视为一种融合阳刚和温柔特质的独立社会角色，比如她喜欢夸大自己的眉毛和胡子，因此，画作中的弗里达时常像是一个雌雄同体的人。而在生活中，她对最后一任丈夫李维拉的爱也是如此的模棱两可，她对他既充满了深沉的爱意，同时又无法彻底原谅丈夫的不忠，在不断的分分合合中，仍然坚持以艺术为生，去阐发女性的命运体悟，去直陈墨西哥社会内部的性别、种族和阶层问题。

弗里达去世后，被安葬在墨城科约阿坎的家中，随后这里改造成了弗里达纪念馆。她的思想和经历在后世的文化和艺术作品中被反复演绎，启迪了无数墨西哥女性去勇敢面对现实，实现自我的精神救赎。

生存在夹缝中

文化领域中的墨西哥女性形象，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追望墨西哥女性思想潮变的窗户。同时，透过这扇窗户，我们更应该关怀现实中墨西哥女性的真实生活境况。

不能否认，历经国家现代化进程几十年，墨西哥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显著提高，她们可以自由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这种参与却是极为有限和不完整的。据墨西哥国家数据和地理统计局(INRGI)的报告显示，墨西哥总就业人口中男性占63%，女性仅占37%，多数墨西哥女性都被正式工作边缘化。美洲国家组织(OEA)驻墨总干事阿尼巴(Anibal Enrique)也表示，墨西哥的女性就业率远低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平均数52.8%。在收入方面，墨西哥妇女的收入不到同一职位男性的一半。

处于底层的女性，情况更不容乐观。新近的一份关于墨西哥家庭工人调查的报告指出，91.2%的家庭工作是由女性承担，其中97.5%的家政工人处于非正规条件下，无法获得公共卫生保险和养老保障。收入方面，35%的家庭工人日报酬低于最低工资标准88比索(相当于人民币30元)，且联邦劳动法没有规定有偿家政服务的最长工作时间，家政工人无法获得加班报酬，更没有办法在生病或无工作的情况下获得政府补贴。

所以颇为矛盾的是，一方面，墨西哥政府宣布，在劳动力市场上，墨西哥妇女获得就业的机会是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这些增加的岗位大多处于收入较低的非正规经济行业，在工程、数字技术和科学设计等领域的女性从业者还为数寥寥。

尽管墨西哥女性需要平等地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但她们却面临着来自社会结构中很多方面的掣肘。

比如，墨西哥男性的大男子主义(Machismo)。美国布朗大学人类学教授顾德民(Matthew Gutmann)，曾深入墨西哥社会做文化调查，早年间的作品大多关注性别和认同。他指出，墨西哥社会之所以广泛的存在着诸如家庭暴力、抛妻弃女、非婚生子和混乱的性关系等问题，在于这个社会盛行着一种独有的大男子主义国民气质。在整个社会层面，男性对女性的姿态都是极为乖戾和随意的，他们仿佛生有两副面孔，一副绅士而体贴，另一副却不屑且无情。悲情的是，女性仿佛对此又是默许的。譬如，影片《罗马》中女佣克里奥对男友费尔明的态度，在费尔明无故消失和对她不留情面的嘶吼时，克里奥始终保持平静。可能在墨西哥女性的眼中，男性的这些行为似乎已经由于司空见惯而不在对之抱以幻想。

于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性别氛围当中，充斥着骚扰、虐待、歧视和暴力字眼的社会新闻，就成为了墨西哥女性摆脱不掉的阴影。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时候，性别暴力都富有隐蔽性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研究员阿比盖尔·里维拉表示，墨西哥社会生活中的很多针对妇女暴力的行为都已经被规范化和合理化(来自传统观念的偏见和陈规)，因此与常见的家庭暴力不同，一些微小的甚至是无形的性别暴力是难以被识别和谴责的。在对女性受害者的经验分析中，里维拉发现，情感暴力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身体骚扰和性侵等可见的暴力行为。

此外，性别不平等带来的间接问题，可能就是让陷入贫困泥淖的女性无法脱身。早于顾得民教授的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路易斯，也曾深入墨西哥社会进行民族志调查，并撰写出《墨西哥的乡村生活》、《五个家庭》、《桑切斯的孩子们》等经典著作，尤其在后一本书中，他采用了一种特殊的主体转换叙述方式来全景呈现一个墨西哥贫困家庭的故事，他据此提出的“贫困的文化”、“责备受害者”等研究理念，构成了理解墨西哥底层社会的重要视角。1978年，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故事的主线转移到父亲桑切斯与女儿康苏埃洛的冲突上。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和父亲的虐待，康苏埃洛几次三番地尝试改变，但是无论怎样偏执和交恶，她始终无法从这个贫困交加、恶性循环的泥泞中挣脱出来。当她离家出走到祖母那里时，祖母慈爱地告诉她可能只有结婚才是她唯一的出路。悖论的是，男人，仿佛是墨西哥女人救命的稻草，但无数像桑切斯这样的墨西哥男人，又如何能承担起一个女性个体寻求改变命运的责任？

于是，一些不堪忍受现状的人，在不断寻求改变。

寻求改变之路

一年前的这个时间，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组织举行了一场“关于斗争中女性的政治、艺术、体育与文化”的国际集会，来自5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女性和萨帕塔组织的女性成员共用参与了这项活动。这场集会在于将女性个体的情感表达汇聚成一股抗争共同体的力量，寻求在暴力、强奸和危险劳动的体制边缘建立独立的反抗阵线。当然，萨民解并不是墨西哥唯一关注女性权益的组织。

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墨西哥，萌发出诸多女权组织，墨西哥人权部公布的注册数量就已经有数十家之多。譬如，已经运营超过16年的墨西哥西蒙玻利瓦尔领导力组织(ILSB)，就在一些社会关键议题上产生了重要影。ILSB关注的主题包括性别与领导力、性与生殖权利、土著妇女、妇女的政治参与等，致力于通过知识、创新和形成具有性别、权利和跨文化视角的社会领导力训练，提高墨西哥女性的生活水平和公民表达能力。

2018年10月，墨西哥锡那罗阿州通过了一项反堕胎法案，旨在保护新生儿的生命和司法执法的秩序性，然而遭到了以ILSB为首的女权组织的强烈反对，数十个州府的女权组织联署声明，要求当局不要侵犯妇女的基本权利，保护妇女的“生殖自由权”。在积极发声和申诉之外，ILSB也组织了一些课程并出版了一系列出版物帮助改善墨西哥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如《墨西哥农村妇女维持生计的策略》、《如何满足妇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双重看法：拉丁美洲土着妇女的声音和故事》等。

他们深入墨西哥农村社会展开调查，指出农村妇女、印第安妇女等面临的农业及手工业生产、粮食制造与消耗、自然环境、公民权利、生殖健康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是否能得到良好的救助。他们诉诸筹建合作社和集体计划等方式，以实际的手段帮助改善墨西哥农村妇女的生活境况。同时，ILSB也不断推进印第安妇女参政的可能，寻求建立一个合法的全国性政治机构，拓展印第安女性参与政治辩论的空间，反对把印第安女性建构为城市社会和种族主义的排斥对象。

毫无疑问，这些有组织的女权活动大大推进了墨西哥性别平等的历史进程，一些杰出的女性权利代表因此脱颖而出。譬如，克鲁兹·门多萨(Cruz Mendoza)，一位希冀改变墨西哥女性参与政治方式的萨波特克(墨西哥土著居民)女性。她年轻时曾参与家乡Santa María的市政选举，后因为习俗和传统法律的要求，而无法正常参选。在克鲁兹的斗争下，瓦哈卡州进行了宪法改革，赋予了女性参与政治的同等权利。2010年11月，克鲁兹成为瓦哈卡州政府中的第一位土著女性。贝蒂娜·克鲁兹(Bettina Cruz)，半生致力于捍卫人权和保护土著居民的土地，是特华特佩克地峡土著居民组织的重要领导者。贝蒂娜和她的同事虽然饱受监禁和折麽，但是仍然为土著社区中的弱势者奔走呼吁。莫拉莱斯(Consuelo Morales)，墨西哥人权和市民组织的创始人，关注妇女和儿童的生存状况，反对警察部门滥用国家权利，2010年被授予国家平等奖。

透过这些女性的斗争经历看，墨西哥女权的发展进程是异乎艰难的。并且，当今墨西哥的女性解放也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女权问题，而是和其他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事实上，女权主义的话语也从来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问题，它的主题、问题和诉求都不是统一的，而是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尽管新时期的墨西哥女性不断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希冀通过具体的行动让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一些。但是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变革远非朝夕之间可以达成，墨西哥女性寻求改变的进程依然道阻且长。

(限于篇幅，参考文献从略。)